OKEx Research薦讀：IMF數字貨幣工作論文（下）_NBS

OKEx Research薦讀：IMF數字貨幣工作論文（上）

OKEx Research薦讀：IMF數字貨幣工作論文（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0年9月22日完成撰寫了《跨境支付的數字貨幣：宏觀金融的影響》一文，重點論述了跨境支付的數字貨幣的四種應用情景，以及對這些場景的具體分析。由于原工作論文較長，我們將其拆為三篇分別發布，本文是原工作論文的第三篇。

第一篇文章介紹了什么是CBDC和GSC、影響CBDC和GSC被采用的因素、以及采用CBDC和GSC的四個假設場景。第二篇文章分析了這四個場景對宏觀金融的影響。本篇文章則針對四個假設場景對宏觀政策、交易限制、法律框架、監管政策、和結構政策的影響展開討論。對于在不同范圍內使用CBDC和GSC的國家，IMF認為國家政策的制定者應當采用怎樣的宏觀政策？預留一定數量的保證金，當貨幣政策失效時，國家應采取財政政策作為穩定宏觀經濟的工具；對于在不同場景下對使用CBDC和GSC有所限制的國家，如何對其有效執行范圍做評估，包含技術支持和在國際雙邊條約中所承擔的義務；現行的法律框架如何在采用CBDC和GSC的四類場景中進行審查，有效打擊AML/CFT；主管部門如何根據CBDC和GSC的使用場景可能產生的風險狀況來量身定制監管政策，如何達成全球化共識，依然存在重大挑戰；出臺什么樣的結構政策，才能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利？都是這篇文章會討論的問題。

本文由研究院助理分析師Angela和Cici Chen翻譯，首席分析師William負責審稿。

A. 宏觀政策

56.  在采用和使用外國CBDC和GSC的動機很強烈的國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過加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和/或限制其使用來決定是否接受更大的貨幣替代或抵制貨幣替代。維持良好的財政狀況并維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有效的法律和監管措施的支持下，可以抑制外幣使用，這是減輕或應對貨幣替代壓力的最大希望。當貨幣政策受阻或無效時，需要在包括財政，宏觀審慎政策，外匯干預措施和現金流量管理在內的綜合政策框架（IPF）下考慮其他政策工具的組合，以減輕沖擊的影響。

57.  一些中央銀行正在考慮發行自己的CBDC，作為對外國CBDC或GSC替代貨幣的戰略回應。但是，如果當地貨幣遭受不穩定因素影響，不適宜作為價值尺度，發行CBDC不太可能改變這種狀況。更廣泛地說，CBDC發行的情況可能取決于國家/地區的情況。任何決定都需要仔細的事前成本和收益分析以及關鍵的設計選擇 (Mancini-Griffoli and others, 2018; Kiff and others, 2020) 。

58.  當國內貨幣政策受到阻礙或失效時，各國將需要更多地依賴財政政策作為穩定宏觀經濟的工具。當它們的商業周期與貨幣發行國的周期不同步時，它們就更需要采取財政政策來緩解沖擊。在全球采用GSC的情況下，也不清楚GSC發行者的貨幣立場(即發行的數量，或利息或收費水平) 是否與穩定當地經濟的商業周期的需要相一致。因此，地方政府將需要確保足夠的財政政策空間，以便能夠根據商業周期條件調整收入和支出政策，同時保持國家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事實上，CBDC和GSC也可能加大確保財政可持續性的難度，因為它們可以讓公民更容易規避金融抑制，而在高債務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逐漸發現這種工具的吸引力。其他政策，包括宏觀審慎政策、外匯干預和CFMs，都有具體的目標，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幫助沒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對宏觀經濟沖擊。

OKEx即將推出P2P平臺，允許用戶使用INR交易加密貨幣:OKEx將很快推出P2P平臺，允許用戶用印度盧比（INR）購買BTC、USDT、ETH、OKB等加密貨幣。該平臺已經“軟啟動”，用戶可以針對上述加密貨幣以及USDK、EOS、LTC、BCH、TRX、XRP、ETC、TUSD、USDC、 PAX和GUSD下達買賣訂單。（Coingape）[2020/7/16]

59.  為了保持金融穩定，受援國的主管部門將需要在其金融系統中建立資本和流動性緩沖，并確保緊急流動性援助的來源。宏觀審慎政策應旨在限制由于漏洞的周期性累積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已經建立了足夠的資本和流動性緩沖，則可以釋放這些緩沖，以幫助各國經濟免受重大沖擊，例如COVID-19疫情危機。為了提供緊急流動資金支持，將需要保留準備金，以貨幣集團為例需要與發行央行一起建立或有流動性安排。對于數字貨幣區域，將需要與GSC發行人進行類似的安排。

60.  對于發行CBDC的中央銀行，它們需要考慮與跨境使用CBDC帶來的相關溢出效應是否與其國內政策目標一致。在情景2和情景4中，發行中央銀行都需要決定，成為廣泛使用CBDC的國家的最后貸款人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在實施貨幣政策方面，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一方面，發行央行可以從采用數字支付中受益：CBDC的廣泛使用原則上可以使央行將政策利率降低到有效下限之下，從而在極低通脹環境下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Bordo and Levine, 2018) 。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對其貨幣的需求導致其收益率曲線接近有效的下限，那么中央銀行將需要在擴大其貨幣政策工具包方面進行創新。中央銀行也可以考慮對CBDC實行分級薪酬結構的優點，這樣外國對CBDC的需求將減少對國內貨幣政策實施的干擾 (Bindseil, 2020) 。

B. 交易限制和CFMs

61.  一些主管部門可能選擇限制在本國使用外國CBDC和GSC。這種情況在情景1中會提前發生，因為當局試圖將貨幣替代的風險降至最低。或作為情景2中去美元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為不受限制地使用外國CBDC和GFC所帶來的資本流動自由化做好準備，那么那些尚未將金融賬戶放開以進行跨境資本流動的國家，則只能選擇限制外國CBDC和GSC的使用對于資本流動自由化的水平。即使對于金融帳戶在很大程度上開放的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資本流入激增或在接近危機的情況下發生大量資本外逃的情況下，CFM仍可能需要被視為幫助應對沖擊的工具。

62.  如果國家當局希望限制使用國外CBDC和GSC，他們需要對限制性措施的有效執行范圍進行評估。境內交易的限制性措施包括與居民實體相關的數字貨幣服務。這一限制范圍可以從嚴格的許可規定一直延伸到服務的全面禁止。此外，（國家當局）也可以對跨境支付實施限制，以反映對當前支付方式或資本交易(即CFMs) 的現有限制規定，或確保以國外法定貨幣方式獲得出口性收入。然而，在受監管的金融領域之外實行的規避行為可能會削弱這類限制性措施的有效性。例如，非居民服務供應商可以通過互聯網直接向國家居民提供服務。

63.  對境內以及跨境使用CBDC和GSC的限制性措施地有效執行需要足夠的技術支持。數字貨幣的設計應提供對付款人、收款人和付款目的的驗證。如果在設計上不符合限制措施的要求，國家當局必須對這一支付方式予以禁止。基于存款的數字貨幣原則上可以滿足這些要求，但基于令牌標識的數字貨幣是否可以在如此嚴格的約束之下以不泄漏的方式進行編碼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從積極方面來講，CBDC和GSC的設計原則上能夠促進合規性，并通過在設計中內置限制性措施或通過智能合約來對限制性措施進行編碼。例如，當余額不足或不滿足成功交易的相關數據要求時，可以拒絕支付性轉移。

HashPort戰略合作Tokensoft 進軍日本證券化代幣市場:日本區塊鏈應用公司HashPort周五宣布與Tokensoft達成戰略合作，將聯合進軍日本證券化代幣市場。HashPort創始人Seihaku Yoshida在評論這一合作關系時表示：“在未來預計將快速增長的日本證券化代幣市場，Tokensoft-HashPort聯盟將提供高度安全的證券化代幣解決方案，并將根據日本當地法規進行優化。我們將與我們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推動日本證券化代幣市場的蓬勃發展。”（Finance Magnates）[2020/7/3]

64.  國家當局還需要評估對CBDC支付的限制是否符合各國在國際和雙邊條約（包括IMF《協定條款》）中所承擔的義務。 作為一種外幣，只要這些支付方式支持其他可兌換貨幣的使用，禁止(或限制)在當前的國際交易中使用外國CBDCs就不會引發協定條款中第八項規定的外匯限制。此外，根據《關于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管理的機構觀點》的要求（IMF，2012），對資本交易使用CBDCs所采取的制性措施的適當性取決于特定的國家條件。 其他國際、區域和雙邊協定（例如經合組織的《資本流動自由化守則》，世貿組織協定或投資和自由貿易協定）也可能產生其他額外影響。

C. 法律框架

65.  現行的法律框架必須在采用CBDCs和GSCs的各類場景中進行審查。這些新型數字貨幣的發行和廣泛流通很可能需要對貨幣、央行、融資、合同、財產法、破產清算和稅法等進行修訂。至關重要的是，在引入和廣泛使用這些數字貨幣前，必須對上述更改進行充分地分析和計劃。對接收國而言，需要對法律框架予以審查，從而確定如何對待國外CBDCs和GSCs。如果選擇高度寬松的政策，則可以對法律進行合理性修改。當然，這些修改與變化需要同外匯管制框架保持一致。

66.  在所有情況下，需要有效實施強大的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行為（AML / CFT）框架，以降低數字貨幣成為犯罪活動工具的風險。關鍵在于有效實施反洗錢/打擊恐怖融資方面的金融行動工作組（FATF）標準，包括其針對虛擬資產的新標準。特別包括建立框架，以便對處理虛擬資產的專業人員進行授權或登記，并進行風險監視。此外，它還包括確保傳統刑法框架適用于虛擬資產的措施。盡管某些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措施（例如事務監視）可能在DLT中實現，但其他措施（例如驗證最終用戶的身份）則可能具有挑戰性。無論是否在跨境環境中使用特定資產，各國對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義務大致相同，但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措施和監控的強度根據風險和跨境使用而有所不同可能需要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67.  CBDCs的設計需要謹慎，以確保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框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運作。 “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的措施將由參與設計和推廣CBDCs的商業銀行和其他相關服務供應商共同實施，同時傳統的“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框架的實施將不會發生改變。但是，對于由央行直接操作的基于存款的CBDCs，央行本身也需要實行包括充分的客戶盡調在內的“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措施，這需要其采取額外的資源和專業能力。CBDCs的跨境使用會使得該框架的有效實施進一步復雜化。

68.  GSCs服務供應商需要獲得執照或進行注冊，并受到有效監管。GSCs及其擬定的全球網絡和服務平臺可能會由于其潛在的大眾市場使用和更多的個人對個人轉賬，導致虛擬資產生態系統發生轉變，同時GSCs可能會對 “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措施造成嚴重后果。因此， GSCs的發展和傳播需要監測，并適應監管對策。

分析 | OKEx：XRP表現不佳是因為機構采用率低和Ripple面臨激烈競爭:據OKEx報告《為什么XRP表現不佳？》，支付解決方案提供商Ripple面臨激烈的競爭，并且對公司的任何負面影響都很容易在XRP中轉化為不受歡迎的價格走勢。 報告稱，來自大玩家的直接競爭或將Ripple置于劣勢地位。許多大公司希望進入機構資金轉移市場，可能會威脅Ripple的業務。美聯儲最近宣布一項計劃，旨在為銀行開發更快的支付系統，讓銀行能夠進行匯兌，從而實現賬單支付、工資支票以及其他業務轉賬的即時和全天候轉賬。Ripple已經有了R3和SWIFT這樣的競爭對手，隨著其他初創公司進入市場，競爭變得更加激烈。Facebook的LIbra和摩根大通的JPM Coin可能對Ripple的市場份額產生負面影響，也可能波及XRP。 雖然Ripple已有100多家金融機構在使用，但大多數不使用XRP作為媒介。“這意味著XRP的機構采用率仍然相對較低，這對XRP任何積極的價格走勢沒有幫助。”缺乏機構興趣是XRP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挑戰。需要看到“Ripple是否可以在未來的支付和交易解決方案服務中進一步利用XRP，并激發機構的興趣”。[2019/8/12]

69.  “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框架需要修改，這對國際合作也至關重要。無論各國是否希望將虛擬資產活動納入 “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的監管范圍或對其完全禁止，可能都需要對現有法律和制度框架進行修訂 (例如，指定負責監督 “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 和/或制裁未經授權活動的機構) 。在跨境支付的背景下，相關主管部門，特別是反洗錢/反恐融資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對話是確保完善監管漏洞和有效打擊監管濫用行為的關鍵。

D. 監管政策

70.  采用CBDC和GSC的不同方案不會改變監管的基本原則，包括技術中立原則，但會影響監管方法的強度。在所有情況下，都需要建立法規以維護財務穩定性，并確保健全的治理，支付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運營彈性以及對消費者的保護。監管還需要考慮金融工具和交易的實際使用和潛在濫用，以及它們對金融系統的影響，以支持反洗錢/打擊恐怖融資和維持市場完整性。

71.  主管部門可能需要根據CBDC和GSC的采用和使用可能產生的不同風險狀況來量身定制措施。由于情景1對財務脆弱性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在此方案下無需在監管方面進行重大更改。在情景2和情景4中，借款人和金融中介機構可能會遇到更大的貨幣錯配和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外國CBDC中的存款與傳統外匯存款相比，其流動性可能有所不同。在情景3中，主要風險是期限錯配而不是貨幣錯配，因為金融機構可能會用短期負債為其長期的GSC計價資產提供資金。考慮到以GSC計價的資金帶來的風險，當局可能需要增加以GSC計價的貸款的資本支出，提高其承保標準或強加其他流動性風險管理標準。

72.  監管的范圍和監督方式的強度將需要考慮GSC如何影響現有的金融中介機構。當允許金融中介機構在其資產負債表上擁有GSC敞口，甚至允許其中介GSC客戶中間資金時，這一點尤其重要（例如，取決于現有的監管框架，銀行和保險公司可能不被允許投資數字工具，尤其是跨境情況）。 GSC將銀行存款作為參考資產的情況也會加劇與金融系統的相互聯系。

73.  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為監管GSC制定了一套高級原則。 FSB建議相關機構對GSC安排應用全面的監管要求和相關的國際標準。當局應在國內和國際上相互合作與協調，以促進有效的溝通與協商，以相互支持，以履行各自的職責。此外，當局應確保GSC安排在特定司法管轄區開始任何行動之前，符合特定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適用法規要求，包括在具有此類機制的司法管轄區中進行肯定批準。

動態 | OKEx比特幣、以太坊季度合約精英賬戶多頭仍高于空頭:截至今日8:10，OKEx比特幣季度合約精英賬戶中，多頭平均持倉比例為23.85%，較昨日有所下降；空頭平均持倉比例為18.85%，較昨日有所增加；整體來說，多空頭比例差距有所減少，多頭仍高于空頭。以太坊季度合約精英賬戶中，多頭平均持倉比例為24.81%、空頭平均持倉比例為16.04%，多空頭比例差距有所減小，多頭比例仍高于空頭。當前BTC合約持倉總量約為7.22萬個BTC，ETH合約持倉總量約為73.26萬個ETH，均較昨日明顯增加。[2019/3/14]

74.  問題仍然是高級別建議在何種程度上是足夠的。同時，FSB也制定了促進對協調和有效監管GSC的高級建議，制定這些規則是為了適應各成員國不同的監管方法，并促進它們調整現有監管框架的努力。例如，監管機構之間現有的協調機制目前是基于部門的。將這種協調機制擴大到跨部門，將需要不同的標準制定機構（SSB）及其成員作出進一步的努力。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下一步的重點是，多部門共同努力制定更詳細的國際原則或國際標準，以加強國際一致性，從而遏制套利風險。

75.  GSC生態系統可能缺少傳統的 “home” 監管方，因此難以實現有效的跨境協調。 GSC生態系統可能由松散連接的潛在專業實體（例如發行人，保管人，授權轉售商，驗證人和錢包服務提供商）組成，根據設計，可能沒有一個單獨的管理機構來控制組織的要素生態系統。原則上，治理機構（或機構）的監管者將是“home”監管者，但這可能很難確定何時治理協議僅涵蓋某些要素以及何時生態系統開放。任何此類“home”主管的權利和責任也可能難以確定。可能有必要在每個子實體級別（例如交易所或錢包提供商）上標識home/host，并清楚地闡明相關的協調安排。

76.  如何監管GSC生態系統達成全球共識，仍然存在重大挑戰。一個例子是當前對發行人的監管方式的區別：一些主管部門將重點放在證券監管對GSC的潛在適用性和擴展上，而其他主管部門正在努力調整現有的支付提供商監管，并將GSC視為一種電子貨幣。有時，小幅調整可以縮小不同監管方法之間的差異，但除非達成更詳細的國際標準或指導達成一致，否則可能存在實質性的差距，不一致之處和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覆蓋其他服務提供商（例如授權經銷商，交易所和錢包服務提供商）的全球統一法規的出現同樣具有挑戰。

E. 結構政策

77.  GSC被廣泛采用的可能性引出了關于全球范圍內發行私營貨幣的福利影響的重要問題。在情景3和情景4中，接受國可能都會發現自己實際上處于私營公司有關的貨幣立場上。 GSC發行人在調整利率或費用時可能無法相對于接收國的需求進行優化：尚不清楚發行公司的目標是否與穩定使用GSC的地價格相一致。同樣，GSC發行人可能沒有足夠的動力來實施穩健的治理和風險管理，對此懷疑可能會導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不穩定和不穩定的資本流動。當GSC發行人在全球享有壟斷地位時，這些潛在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尖銳。

78.  GSC發行方可能沒有足夠的激勵來實行健全的治理和風險管理，這可能導致金融不穩定和全球資本流動的不穩定。當GSC發行方在全球享有壟斷地位時，這些潛在問題可能會變得嚴重。促進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s）平臺間競爭性的政策，可以幫助減輕由于缺乏競爭和潛在GSC發行人的不確定治理所帶來的風險。包括GSC在內的貨幣發行人之間的有效競爭可以幫助緩解上述利益沖突問題，并從長遠來看增強貨幣的穩定性 (Hayek, 1976; Farhi and Maggiori, 2017) 。兩個關鍵選項包括規定用戶數據的可移植性和支付系統的互操作性要求。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GSC發行方將完全控制用戶的數據，這使其他潛在進入者更難競爭提供數據驅動的金融服務 (Carriere-Swallow and Haksar, 2019 and 2020) 。這種將控制數據作為進入壁壘的邏輯，推動了全球銀行業的開放舉措，要求金融市場的已有成員與進入者共享客戶數據。對于大技術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務，無論是在國內還是跨境，也可以考慮采用類似的方法。這將降低獲取用戶數據和金融服務相關的交叉銷售而產生的進入壁壘。

公告 | OKEx已完成STC主網切換 將于9月4日18：00開放STC的充提服務:據OKEx公告，OKEx關于STC主網切換的工作已完成。用戶在平臺的通證已切換為主網通證，無需其他操作。OKEx將于2018年9月4日18：00(HKT)開放STC的充提服務。[2018/9/4]

79.  還可以考慮促進支付網絡互操作性的方法。原則上，這將有助于消除作為進入壁壘的網絡效應，因為競爭對手可以在大型科技平臺上提供代幣，包括GSC，而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獨立網絡。這需要在實施方面進一步考慮實施的領域，以及如何平衡投資建設大型網絡的公司的私人利益與更具競爭性、更穩定的公眾利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些類型的要求是否可以在跨國界網絡上執行，以及是否需要國際合作。

80.  保護消費者權益是促進新支付服務供應商之間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沒有經驗的消費者可能會使用這些新的支付工具，尤其是對于與社交媒體相關的GSC，甚至對于零售CBDC。任何重大使用都需要考慮諸如披露是否充分，反欺詐保護，適用性要求等問題。

81.  隨著數字化步伐的加快，國際金融格局可能會處于一種變遷狀態。支付和金融服務的供應可能會通過互聯網和手機與數字經濟日益融合。盡管數字技術可以迅速在國際上迅速蔓延，新形式的電子貨幣的興起可能帶來更高效和更一體化的全球金融體系，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可能會受到影響，主權政府可能必須使用各種政策工具來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包括財政、宏觀審慎政策和CFM。這也包括一個健全的法律框架，該框架使這種工具獲得官方地位，并成為可合法接受的支付手段上發揮關鍵作用，并對其使用產生重大影響。

82.  本文通過聚焦跨境CBDC和GSC的宏觀金融影響，詳細闡述了《巴厘島金融科技議程》（Bali Fintech Agenda）。巴厘島金融科技議程（IMF 2018）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需要平衡新型電子貨幣的機遇和風險。本文表明，國家主管部門在這樣做時將可能面臨重大挑戰。為了說明這些挑戰，本文提出了采用CBDC和GSC的幾種假設和程式化場景，分析了它們的宏觀財務后果，并討論了政策影響。本文發現采用和使用CBDC和GSC是場景特定的。總體而言，本文發現，CBDC不會從本質上改變導致貨幣國際化的經濟力量，但它們可以加強貨幣替代和貨幣國際化的誘因。不代表獨立價值尺度的GSC在貨幣效應方面與CBDC相似，但可能會影響金融穩定，因為它們可能遭遇一輪又一輪的信任危機。代表新的獨立價值尺度的GSC可能會對全球貨幣和金融穩定產生更根本的影響。

83.  對于采用外國CBDC和/或GSC的國家而言，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放棄提高跨境支付效率和更好地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情況下，保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這種平衡可能因國家/地區而異，取決于業務周期同步的模式。此外，財政政策空間和其他穩定工具的可用性也很重要。對于經濟活動與CBDC發行國經濟活動緊密結合的國家來說，宏觀經濟穩定不一定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對于金融系統中擁有更大的財政空間、資本和流動性緩沖的國家而言，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在減輕沖擊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貨幣獨立帶來的利益向金融一體化帶來的利益傾斜。

84.  對于采用大型科技平臺發行的GSC的國家來說，它們將非常關注確保GSC安排具有健全的治理和風險管理。它們將需要建立確保GSC發行人的利潤最大化目標不會危及貨幣和金融穩定的機制。促進大型科技平臺之間競爭以及不同類型的GSC之間的互操作性的政策可以有助于緩解其中的一些擔憂，但需要進一步的工作。

85.  發行CBDC的國家需要仔細考慮允許非居民使用其CBDC的成本和收益。非居民的使用可以幫助發行國的公司和家庭更好地管理風險（例如，通過發行以其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務），并提高發行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們在金融發展達到相對先進階段之前就增強了金融一體化，這可能會增加遭受全球沖擊的風險。在全球范圍內，由于CBDC和GSC的崛起以及新型安全資產的出現而引起的貨幣競爭，從長遠來看可能會導致改進分擔風險的選擇，但也可能在短期內使政策協調更加困難。

86.  需要進一步分析CBDC和GSC的出現對IMF的影響。 CBDC的發行和跨境使用在IMF成員國中具有重要的溢出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有廣泛的成員，并負有維護國際貨幣和金融穩定的職責，因此，可以考慮它在雙邊和多邊監督以及能力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地位的影響。就對其成員國提供的服務而言，IMF是否可以在加強跨境支付，促進跨境發展中國家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安全與穩健方面發揮作用會引發疑問。這些問題需要工作人員進行進一步研究，并與其他相關利益相關者進行討論。工作人員正在進行的和計劃進行的分析和政策工作著重于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風險；數據政策框架；對穩定幣發行人和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數字貨幣在促進金融包容性及其反過來的宏觀經濟影響中的作用；以及與CBDC和GSC崛起有關的法律問題。

附錄一：貨幣跨境使用的現狀

1.  國際交易一直以美元為主。盡管美國只占全球貿易的10%和全球GDP的15%，但美元是全球貿易50%的計價貨幣。全球三分之二的證券發行以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75%的跨境銀行債權和公債以美元計價，它約占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而約45%的外匯交易涉及美元。（圖A1顯示了使用國際貨幣的各種指標）。

2.  在一些國家，美元也被廣泛用于國內交易。一種外國貨幣取代本國貨幣的情況稱為貨幣替代。這可以作為一種政策選擇，當國家當局選擇授予外幣國內法定貨幣地位(例如在厄瓜多爾、科索沃和利比里亞)。另外，在許多國家，不管當局的目的是什么，外匯實際上在支付系統或金融部門部分或完全取代了國內貨幣。這些國家通常被稱為(部分地)“美元化”。貨幣替代往往是在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不健全和對政策機構缺乏信任的背景下發生的。附件二提供了關于貨幣替代的程度、動態和持久性的典型事實，以及對其驅動因素的討論。

3.  跨境支付基礎設施支持全球貨幣使用。由于交易各方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跨境支付通常以存款余額轉移的形式進行，這些存款余額由通過代理銀行關系連接的銀行持有。代理銀行業務是一家銀行（代理行）持有其他銀行（往來行）的存款，并向這些銀行提供支付和其他服務的一種安排。全球代理銀行網絡是一個多層次的清算和結算系統，不僅受到現有支付技術的影響，而且受到法律和監管要求和限制的影響。在過去十年中，跨境代理銀行業務關系出現了廣泛的倒退，盡管一些國家受到的影響比其他國家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Rice等人，2020年）。代理銀行關系的撤銷明顯反映了與更嚴格的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要求相關的成本增加。

4.  跨境支付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是在零售層面。 這些成本背后的因素包括分散的數據標準，執行反洗錢/打擊恐怖主義融資（AML / CFT）合規性檢查的復雜性，有限的工作時間，過時的舊平臺，高昂的資金成本，較長的交易鏈以及疲軟的競爭。 這種摩擦導致跨境支付的高費用，低速度和低透明度。 全球監管機構越來越關注這些問題（例如He和其他人，2017年; CPMI，2018年）。 金融穩定委員會正在努力進行全球協調，以采取行動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GSCs的崛起，以作為消除跨境支付摩擦的解 決方案（CPMI，2020； FSB 2020b和2020c）。

資料來源: Anderson等人(2020年)

注：對外公共債務數據為2018年底; 進銷存數據是1999年至2014年49個國家所有年份的平均值(Gopinath, 2016);外匯交易額來自國際清算銀行2019年4月進行的三年一度的央行調查。其余數據使用的是2019年底的數據。外匯儲備的數據顯示了在國庫已分配儲備中所占的比例，未分配儲備是指國際金融機構的外匯儲備總額與國庫已分配儲備總額之間的差額。對外公共債務的數字只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對外公共債務和跨境銀行債權無法進一步細分貨幣種類。

附錄二：貨幣替代的程度和動態

1.  貨幣替代如何呈現，取決于一種外幣能比本幣發揮更好的貨幣功能。當本國貨幣的價值儲存能力較差時，家庭和企業更愿意持有以外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和負債。這是最普遍的貨幣替代形式，通常包括國內銀行存款（Bannister等人，2018年）。如果銀行放貸外幣存款，這將進一步導致以外幣計價的信貸，這意味著就存款或貸款而言，貨幣替代程度存在顯著相關性（圖A2）。圖B）。相反，如果一種外幣的吸引力源于其作為交換媒介的價值，那么貨幣替代往往側重于支付系統。例如，在柬埔寨，貨幣替代最初以交換功能為媒介（Odajima，2017）。在實體經濟中，這種貨幣替代可以看到當地的工資和價格是用外幣設定的。因此，廣泛使用外幣作為交換媒介也意味著使用外幣作為價值尺度。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以工資或價格指數化形式出現的價值尺度功能可以替代使用外幣作為交換媒介（Kokenyne等人，2010年）。

2.  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貨幣替代水平較低，但近三分之一的國家的貨幣替代超過存款/貸款的30%(圖A2，圖A) 。這是根據154(149)個國家的樣本計算的，這些國家報告了外匯存款(貸款)與總存款(貸款)的數據。在17%的國家中，外匯使用超過存款總額的一半，在11%的國家中超過貸款總額的一半。貨幣替代水平高的國家都是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經濟體。

3.  貨幣替代可以迅速發生，一旦根深蒂固，國內對外幣的使用往往高度持久。在經濟危機或重大轉型之后，采用外幣的速度可能會很快。根據25個經歷過貨幣替代事件的國家的經驗編制的動態圖表突出表明，最初使用外幣受到限制的國家中可以看到使用外幣的迅速出現，兩年內外幣存款平均從個位數上升到的銀行存款總額30%以上。在貨幣替代事件之后，家庭和企業之間的習慣形成往往隨之發生。外匯成為信任的載體，為防止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再次發生提供了保險，這就意味著貨幣替代的高度持久性。在圖表中，所有經歷過貨幣替代事件的國家，在十年期結束時的外匯使用水平仍然高于開始時，外匯使用的平均程度處于平穩狀態，而并非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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