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颯：發案率最高 加密資產之組織領導傳銷罪_區塊鏈

颯姐團隊收集的涉幣刑案公開判決書2000+，其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409個，占比最高。該罪名頻繁在幣圈出現，是辦案民警十分關注的罪名，今天我們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大家一起研習，厘清行為邊界，減少案件發生，節約司法資源。

并非所有的傳銷活動都是犯罪

根據兩高、部2013年11月《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方式的“團隊計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級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處理。但是，對于表面賣商品，實質上“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以刑法第224條之一定罪處罰。

聲音 | 律師肖颯：把幣還原成其本來的令牌功能等 也許還有一絲機會可以好好做下去:肖颯在新浪發表專欄文章《幣圈為啥還是那樣紅？》，文章表示，幣圈如果只是那個“炒作”和“割韭菜”的幣圈就一定會死的很難看。把幣還原成其本來的令牌功能，讓貢獻工作量的極客拿到未來技術使用的“預先授權”或者在一個商業王國將token當做宣傳、促銷的手段和方法，也許，還有一絲機會可以好好做下去。[2019/7/24]

也就是說，罪與非罪的“質變”差別，不在于表面上的團隊計酬方式，而是在于是否不以銷售商品為目的，而是通過“拉人頭”騙取“入門費”。

在幣圈類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較棘手的問題，首先要解決，銷售的某個token到底是不是虛擬商品，有無財產屬性，還是僅為犯罪道具；其次，幣圈案件行為方式多表現為“挖礦”，獎勵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幣，而可能是加速挖礦成功的進度，這會不會影響案件定性，值得探討。

聲音 | 肖颯：《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發布體現出監管賦予行業發展空間:據經濟日報消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日前正式發布《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自2019年2月15日起施行，區塊鏈監管從此有法可依。《規定》要求“區塊鏈信息服務提供者”履行備案義務。對此，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肖颯表示：“從具體條文來看，監管吸收了P2P、股權眾籌等經驗，對區塊鏈的發展有很大好處。安全評估讓區塊鏈應用能夠‘去偽存真’，與核準制相比，備案制更有彈性，這體現出監管賦予了行業發展空間。”[2019/1/16]

2013年對于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幣屬于特殊的虛擬商品，也就是說如果以團隊計酬方式進行比特幣挖礦，在中國法項下，很難定性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是其他幣種，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幣沒有公允價格，適用人群窄，很有可能會被定性為犯罪工具，從而將組織者和領導者引入犯罪圈之內；對于ETH，颯姐個人傾向于將其與BTC歸入同一類；但對于狗狗幣之流，有可能會被認為類似非主流幣而歸入犯罪工具。

聲音 | 肖颯：類“賭場”的幣圈游戲涉嫌開設賭場罪:據新浪科技消息，肖颯律師發文指出，類“賭場”的幣圈游戲如果直接搬到我國進行操作，已經涉嫌刑法303條第二款開設賭場罪，可能會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018/11/26]

難點在于，返利方式并非直接給幣，而是給予一種加速的權利，如果這種加速很難折算成財產，則構成刑法第224條之一有法律障礙。學理上，我們可以類比貪污賄賂案件中“三陪女服務”也是財產性利益，但司法實踐里，還是要嚴守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將加速權排除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計酬”和“返利”之外。

騙取財物

聲音 | 肖颯：區塊鏈技術對固定證據‘真實性’有重要作用 但不能單純依賴:據鳳凰網報道，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表示，我國司法領域對于‘證據’的態度開放，區塊鏈作為一種‘分布式存儲技術’具有不可逆、不可篡改等特性，對于固定證據的‘真實性’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雖然區塊鏈技術本身對固定證據有優勢，但真實世界里發生的事件，不能單純依賴區塊鏈技術，例如航空保險理賠糾紛，是否發生空難本身很難被區塊鏈完整記錄下來，很多時候是‘人為’地記錄在鏈上觸發‘共識機制’，因此，在證明某一行為是否真實發生時，還是需要傳統的書證、電子數據、物證等。[2018/9/10]

根據司法解釋，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蓋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

首先要注意的點是：參加傳銷人員是否自我感覺被騙或沒被騙，不影響認定“騙取財物”。

其次，騙取財物并非虛置，而是要從傳銷金字塔結構來看，要想維持傳銷組織生存，就要找到下一個擊鼓傳花的冤大頭。按照復利計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夠傳銷組織發展下線，因此，通過發展下線拉人頭的方式，維持傳銷組織生存是必然失敗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對此心知肚明，還繼續許諾給予回報，拿走他人入門費，這就是騙取財物。

然而，幣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組織者不給參與者承諾回報，而參與者也明知沒有確定回報，而只是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參與者賺錢賠錢都是來自于交易所的交易獲利，那么事情可能會發生變化。根據颯姐了解，項目方與交易所簽署抽屜協議找量化團隊“托市”已是公開的秘密，倘若組織者領導者與交易所操縱幣價，則還是“騙取財物”；倘若查明，組織者并未與交易所勾結，虛擬幣由于自身的“通縮”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則不能將板子打在組織者身上，起碼不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罪定罪處罰。

關于競合問題

有法幣的加密資產涉刑案件，經常出現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想象競合”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根據刑法的基本處理原則，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處罰。

翻看法條，我們會明顯看出，刑法第192條集資詐騙罪更重，也就是說倘若幣圈案件涉及法幣，應該大量被定性為集資詐騙罪，而不是409個案例被最終判決為組織領導傳銷罪。

個人認為，理由有三：一是對于加密資產、數字代幣的法律性質，把握不準，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財產法益進行保護；二是有一種司法觀點從知識產權犯罪延伸出來，即他人占有不足以完全讓所有者的權利滅失，但顯然私鑰為王的加密界，這種傳統知產犯罪的理論不能適用；三是司法鑒定機構對于加密資產的定價十分困難，颯姐承辦和接觸的案件中，有按照行為時三家主流交易所均價給加密資產定價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鑒定機構擔心幣價不穩，影響其公信力，因而拒絕做鑒定，導致沒有犯罪數額，只能排除集資詐騙罪，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市面上也有傳聞是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罰沒相應加密資產升值等，講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時候暴漲暴跌的“雷”，并非美差，更何況還出了四川鏈某事件，各地辦案機關還是十分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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