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明確區塊鏈存證效力范圍 完善證據真實性審查標準_區塊鏈

涉區塊鏈存證效力范圍得以明確。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介紹我國互聯網司法發展情況，發布《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

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少平介紹，截至目前，全國已有3500多家法院接通“中國移動微法院”在線訴訟平臺，累計訪問量超過12.65億次，為社會公眾提供多樣化、全鏈條、一站式的在線訴訟服務。

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全國法院在線立案1219.7萬件，在線立案占全部立案數的28.3%；在線調解總次數651.3萬次、訴前成功調解案件614.29萬件；在線開庭128.8萬次，在線庭審平均用時42.34分鐘；電子送達3383.3萬次，占總送達次數的37.97%。

美亞柏科：與最高法搭建區塊鏈有合作，是該鏈節點之一:金色財經報道，美亞柏科10月18日在互動平臺表示，公司與最高法搭建的區塊鏈有合作，是該鏈節點之一。人民法院的區塊鏈用于取證后的證據固定，美亞柏科存證云的功能與其有一定重合，但是存證云更多功能體現在上鏈前不同場景不同介質的證據提取，以及證據在包括訴訟在內的更多場景的應用。[2022/10/19 17:31:37]

澎湃新聞注意到，前述《規則》全文共三十九條，內容涵蓋了在線訴訟法律效力、基本原則、適用條件、適用范圍，以及從立案到執行等主要訴訟環節的在線程序規則。

比如，《規則》明確了電子化材料效力和審核規則。李少平指出，電子化材料的提交和應用是在線訴訟的基礎和前提，但傳統訴訟規則要求訴訟文書材料和證據材料均要提供原件，這與在線訴訟的特點不相適應。

觀點：最高法新解釋將導致對加密貨幣OTC的打擊更為嚴苛: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公告，修改《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新《解釋》直接刪除了“掩飾、隱瞞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的”的入罪情形，也就是說自此之后，該罪名入罪再無數額要求，哪怕是較低的金額，如果綜合考慮上游犯罪的性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節、后果、以及社會危害程度，也可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降低了追訴門檻。

在檢索出來的加密貨幣OTC相關案例中，涉案人基本是因為買賣過程中的某些不當行為觸犯了該罪名，理論上區分犯罪與否的關鍵是：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吳說區塊鏈）[2021/4/14 20:18:11]

《規則》堅持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明確電子化材料的“視同原件”效力規則和審核規則，“一方面豐富和拓展當事人提交訴訟材料的渠道和方式，另一方面嚴格規范審查電子化材料與原件的一致性，保證電子化材料形式的真實性，有效防范虛假訴訟、惡意訴訟風險，確保在線訴訟安全有序。”李少平說。

動態 | 最高法：區塊鏈適用于「微博短信」作為民事訴訟電子證據規則: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決定》補充、完善電子數據范圍的規定，明確電子數據包括下列信息、電子文件：網頁、博客、微博客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文檔、圖片、音頻、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其他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表示，要準確把握電子數據規則的適用，認真研究區塊鏈等新技術對證據的調查、認定和采信的影響，密切關注新的信息技術對民事審判工作的影響，加強對電子數據規則適用的研究，積極探索利用區塊鏈技術提高案件事實查明精準度的方式、方法，以新的技術進步為契機，不斷提高民事審判的能力和水平。[2019/12/28]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區塊鏈技術存證應用日益廣泛，涉區塊鏈存證糾紛不斷增多，亟待司法文件規范指引。

動態 | 印度最高法院持續推遲聽取數字貨幣禁令的相關請愿:據cryptonews消息，印度最高法院再度推遲聽取數字貨幣禁令的相關請愿，聽證會或將推遲至9月18日。目前，除了已經在法庭上提交答復的印度儲備銀行外，其他受訪者尚未提交其意見書。[2018/9/15]

《規則》對此作出積極回應。李少平表示，人民法院在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特點，全面總結相關司法實踐規則基礎上，確認了區塊鏈存儲數據上鏈后推定未經篡改的效力，明確了區塊鏈存證的真實性審查標準，以及上鏈前數據的審查規則，系統解決了區塊鏈存證的真實性認定問題，既充分肯定區塊鏈的技術優勢，鼓勵采取區塊鏈技術解決“存證難”“認證難”的問題，又有序規范區塊鏈存證行業的發展，防止過度夸大區塊鏈存證效力，嚴格審查標準，科學劃定區塊鏈存證的法律邊界。

“在線訴訟的適用范圍涵蓋了絕大多數民事、行政、特別程序和執行案件，對于刑事案件適用在線訴訟，我們堅持審慎穩妥推進，主要適用于刑事速裁、減刑假釋等案情簡單、程序簡便的案件。”李少平指出，適用在線訴訟，應當以當事人主動選擇或者同意為前提條件。人民法院對案件審理方式有決定權，可以根據案件難易程度、技術條件、實際審理需要等因素，綜合確定適宜的審理模式，統籌平衡好案件審理的質量、效率和效果。

此外，《規則》在尊重當事人自主選擇權，充分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同時，也高度強調訴訟的規范性、穩定性和權威性，避免部分當事人濫用權利影響訴訟進程，損害其他當事人合法訴訟權益。

比如，《規則》第五條明確，當事人提出由線上轉為線下審理的，不得存在故意拖延訴訟、增加其他當事人成本等情形，否則人民法院不予準許。《規則》第六條明確，當事人已同意在線訴訟，但無正當理由又不參與在線訴訟活動的，應當承擔相應法律后果。

同時，為確保在線訴訟活動合法、真實、有效，《規則》細化明確了身份認證規則，不僅要求訴訟前就應當核實訴訟主體身份，還要求對調解、證據交換、庭審等重要環節再次驗證身份，確保訴訟主體身份真實性，有效防范虛假調解、虛假訴訟。

值得一提的是，《規則》還首次確認非同步審理機制的法律效力，允許當事人在一定期限內，以非同步方式在線開展調解、證據交換、調查詢問等訴訟活動，提升訴訟的便捷性。

李少平強調，《規則》對非同步審理總體上保持穩妥審慎態度，嚴格限定了非同步庭審的適用范圍、條件和方式，將其作為當事人確有困難無法同時到庭的特殊庭審形式，并非在線庭審常態。

“目前，在線訴訟模式仍處在不斷發展完善之中。”最高法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劉崢表示，《規則》在強調程序規范性和實踐操作性的同時，也注重保留規則的彈性，為未來實踐探索留出了制度空間。

比如，關于在線訴訟適用案件范圍，《規則》設置了兜底條款，將“其他適宜在線審理的案件”包含在內，便于未來在線訴訟適用范圍有序拓展；又如，關于在線訴訟的適用環節，《規則》沒有面面俱到列舉所有可以適用的環節，而是主要點明了立案、調解、證據交換、庭審、送達環節，其他訴訟環節均用“等”字涵蓋，“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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