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數字人民幣定位亟待調整_數字人

數字人民幣的定位必須盡快做出調整,其改變的不是人民幣，而只是人民幣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數字人民幣推動的金融業態與貨幣管理的深刻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才是數字人民幣將帶來的最深刻變革和最大價值所在。

2019年7月份，中國人民銀行權威人士宣布：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已經進入“996工作模式”，數字人民幣已經呼之欲出了。2020年10月，數字人民幣首次在深圳羅湖區開展社會公測，隨后，參與公測的城市和應用場景不斷擴大，產品種類和終端工具不斷豐富，不少人曾預期到2022年2月北京冬奧會前，數字人民幣應該全面推廣運行，中國將成為率先推出“央行數字貨幣”的國家。但時至今日，數字人民幣仍在測試調整過程中，仍存在一些關鍵問題有待理清和解決，央行尚未明確全面推廣運行的時間表，2023年初央行工作會議明確的仍是“有序推進數字人民幣試點”。

數字人民幣研發基本歷程

2008年10月底“比特幣”白皮書發布并于2009年伊始正式推出運行，由此一種建立在區塊鏈技術上全新的去中心、超主權、點對點的“數字加密貨幣”概念開始加快傳播，影響力不斷增強，并進一步帶動“以太坊”等越來越多加密貨幣的涌現，對國家主權貨幣帶來巨大沖擊。這也推動包括英格蘭銀行在內的多國央行高度關注并開始研發“央行數字貨幣”。中國央行也在2014年就成立團隊開啟了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并命名為“DCEP”（DigitalCurrencyElectronicPayment，即“數字貨幣電子支付”)。2016年1月曾宣布“爭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

王永利：數字人民幣替代現金只能是第一步: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發文指出，數字人民幣絕不應僅僅局限于替代M0，而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變革。可能的考慮是：

1.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央行“數字貨幣一本賬”體系。

2.數字貨幣可以用于各類金融業務（包括發放貸款），盡可能替代所有貨幣。金融業務仍由各類金融機構辦理，社會主體可以在商業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開立數字貨幣“業務賬戶”，記錄其開辦業務時引發的債權債務變化及其結果，并按照約定進行計息。

3.每個社會主體的業務賬戶都要與其在央行的基礎賬戶保持勾連關系，在賬戶實名制程度上可以適當區分、分檔管理。[2020/10/17]

但在這一過程中，各國CBDC的研發過于模仿甚至照搬比特幣或以太坊的去中心、點對點區塊鏈技術和模式，卻忽視了CBDC作為國家主權貨幣必須中心化管理，與比特幣或以太幣的“加密貨幣”去中心模式存在邏輯相悖難以調和的矛盾，結果紛紛陷入技術困境難以自拔，很多被迫停滯或解散。中國央行DCEP的研發也遭遇瓶頸并開始反思和調整思路，在2017年9月4日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發布公告停止一切代幣發行融資后，更加明確央行數字貨幣只能是主權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不可能成為主權貨幣之外一種全新的加密貨幣；CBDC的研發可以積極運用區塊鏈、智能合約等先進技術，但必須擺脫“加密貨幣”去中心化模式，按照主權貨幣中心化管理的邏輯進行新的探索與創新，并要控制可能對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和重大風險。由此，央行逐步明確其要研發的是“數字人民幣”，它仍是人民幣，是人民幣的數字化（其符號明確為ECNY，替代了此前的DCEP)，需要滿足人民幣的監管要求。這一認識上的升華，推動CBDC的研發回歸正途，數字人民幣的研發開始加快，并對世界各國CBDC的準確把握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聲音 | 王永利：央行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金色財經現場報道，北京時間11月13日，“財經年會：2020預測與戰略”在中國大飯店隆重舉行，會上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他解釋到，央行數字貨幣只能是中心化的，不可能比照“去中心”化的比特幣等網絡加密貨幣去設計，法定貨幣的去現金化、數字化一直在推進，從現金的直接收付，發展到“三票一卡”乃至手機等載體的非現金支付（移動支付）和記賬清算，現金在貨幣總是的比重不斷下降。還指出，央行直接發行可以替代現金的數字貨幣，必須有賬戶支持（電子錢包依然屬于賬戶），即使允許“離線支付”，也只能是限制非常嚴格的小額支付，并且依然需要盡快連線調整其錢包（賬戶）余額。[2019/11/13]

2019年6月全球著名社交網站Facebook發布“天秤幣”白皮書，稱要與上百家全球性大公司聯合形成管理協會，共同推行和管理與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新加坡幣結構性掛鉤的超主權穩定幣Libra，致力于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由于管理協會的用戶遍布全球、規模巨大，而其貨幣籃子中恰恰沒有人民幣，且美元占比50%，高于其在SDR中的占比，不少人認為這將搶占數字人民幣在全球數字貨幣領域的先機，增強美元的國際地位，由此給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帶來巨大壓力。央行隨之明確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流通中現金，推動研發工作進入“996工作模式”加快推進。自2020年10月開始啟動社會公測，成為各國CBDC研發的領先者。

聲音 | 王永利：扎克伯格的證詞并沒有說到Libra的關鍵問題:10月26日，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 經濟觀察報》刊文“為什么Libra很難成功”。文章表示，超主權貨幣——這是一個被證詞刻意回避的核心問題；從貨幣的本質屬性與發展邏輯去觀察，可以肯定，設想打造超主權貨幣的Libra難以成功。如果說“網絡加密貨幣”和只與單一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穩定幣還有可能推出并發揮一定作用的話，那么，設想與一籃子貨幣綜合掛鉤打造無國界、超主權的新的“非國家化貨幣”，勢必與主權貨幣產生競爭關系，而不可能與國家主權貨幣同生共榮，在國家主權獨立難以消除的情況下，這是根本不現實的！即使是IMF出面打造超主權的eSDR，也同樣如此。所以，馬克·扎克伯格的證詞并沒有說到Libra的關鍵問題上，僅以數字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好處（并不是確定的）掩蓋其試圖打造超主權貨幣可能產生的沖擊與風險，是很難令人信服的！[2019/10/30]

但Libra這種與一籃子主權貨幣結構性掛鉤設計的所謂超主權貨幣，必須與其籃子貨幣同時并存，實際上是違反貨幣原理和邏輯的，如果其真能廣泛流通，必然給目前最重要的國際貨幣美元帶來最大沖擊，而不是增強美元的國際地位，是不可能得到美國支持的。結果到2020年Libra根本得不到美國監管許可，無法如期推出，被迫退后一步，準備先推出只與美元單一掛鉤的穩定幣“Diem”。但這種與單一主權貨幣掛鉤的穩定幣已經充斥市場，競爭非常激烈，Diem并無優勢，結果到2022年徹底被廢棄，由此造成巨大投資損失。這一過程中，其他一些比照Libra設計的各種與一籃子主權貨幣結構性掛鉤的穩定幣同樣胎死腹中。甚至只與單一主權貨幣掛鉤的穩定幣，以及各種加密幣、穩定幣交易所，由于缺乏有效監管，到2022年也暴露出嚴重問題，價格大幅下跌，欺詐和挪用的實際情景令人乍舌，也推動人們重新對貨幣和貨幣管理進行反思，對CBDC的熱情也趨于冷靜。

聲音 | 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要跳出“比特幣”范式看區塊鏈發展:據浙江日報消息，1月4日，在《區塊鏈十年》新書發布會上，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提到，區塊鏈正在成為一種全球性運動，要跳出“比特幣區塊鏈”范式看待區塊鏈的發展。他認為，比特幣不能滿足貨幣最根本最基礎的功能，即“價值尺度”，所以比特幣等加密數字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但是，王永利對于區塊鏈持積極態度。他認為，今天區塊鏈還處在初創期，十年探索下來，去中心、高效能、安全性這“不可能三角”正制約著“比特幣區塊鏈”范式的進一步發展。在他看來，放低去中心要求，注重于實用是下一個十年區塊鏈應該不斷完善和追求的方向。[2019/1/4]

數字人民幣在測試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和挑戰，實際效果難以達到預期，難以明確其正式推出全面運行的時間目標。其中，數字人民幣的定位成為必須重新反思的根本性問題。

數字人民幣定位亟待調整

央行明確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流通中的現金后，數字人民幣的設計和管理高度比照現金，需要央行專門制作，實行央行與其指定運營機構的“雙層運行”模式，數字人民幣的兌換和錢包一律免費無息，堅持“有限匿名”原則。

但這一定位實際上存在很大問題。

1、這種定位將使數字人民幣規模和作用極其有限。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現金，容易被理解成只能用于替代現金或作為現金的補充，只能用于小額零售支付，不能用于大額支付，更不能用于銀行貸款并派生新的數字人民幣以及用于其他金融業務。

聲音 | 王永利：比特幣等數字幣應定位于商圈幣 要有適用范圍約束:在今日舉行的2018北京金融安全論壇上，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表示，比特幣、穩定幣等數字幣不可能顛覆取代法定貨幣，應該定位于網絡社區的專用幣或者社區幣、商圈幣，如同食堂飯票等，是在法定貨幣體系下在一定范圍里面賦予特殊權利義務的一種專用幣或者代幣，它是有價值的，但是要有使用范圍的約束。[2018/12/5]

但現實問題是，隨著記賬清算和移動支付的廣泛使用，流通中現金在貨幣總量中的占比不斷降低，現金支付在整個支付總額中的占比就更低。這種情況下，如果投入巨大資源創造出的數字人民幣只能用于替代現金并在很小范圍內使用，其規模和作用將非常有限，更難以滿足國際支付流通的需求，其實際價值和生命力就存在很大問題了。

2、數字人民幣必然與傳統現金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存在重大差異，本質上并不屬于現金。數字人民幣不再有紙質或金屬載體，無需不同面值不同的版面設計和每張紙幣固定的編號，而是統一用錢包余額直接表現；錢包需要通過運營系統賦予的統一規則密碼與所有者自設的密碼共同驗證通過后才能使用，以確保錢包的真實與安全；錢包每次收付使用，都是直接增減其余額即可，不存在找零問題；使用后錢包隨即更新，顯示最新的余額，并將由運營系統賦予其新的密碼；數字人民幣錢包全程都有其開戶銀行或支付機構監管，每次動用都需要檢驗密碼等，并不像現金一樣，付給持有者后，其支付使用以及毀壞、丟失或被盜等，一律由現金持有者自己負責。

由此可見，數字人民幣錢包在運行和管理上根本不同于現金，本質上完全屬于存款，完全無需專門的版面設計，理應納入銀行存款賬戶體系統籌規劃分類分級管理，而不必刻意要求錢包與存款隔離形成獨特的運行體系，否則將對數字人民幣的設計、推廣和運行帶來諸多不必要的麻煩。由于太過強調定位于M0，目前數字人民幣需要央行專門制作，配有專門的版面設計，形成與存款隔離的完整運行和管理體系，造成很大無效投入，嚴重影響數字人民幣向所有存款賬戶和金融業務的延申，難以支持國際支付應用。

3、數字人民幣在支付終端上難以具備明顯優于支付寶、微信支付的優勢，僅靠商業化吸引用戶增加流量進行推廣，效果并不理想。

數字人民幣的應用載體主要是手機，其用戶體驗與支付寶、微信支付沒什么不同。這是數字人民幣非常理性和聰明的選擇：如果數字人民幣要替代支付寶、微信支付這樣的移動支付方式，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應用載體和運行方式，并要讓用戶能夠接受并形成應用習慣，其培育成本和難度會非常大，所以最好的選擇就是在用戶端與支付寶、微信支付沒有太大差別，從而大大提升實際推廣的效率。

有人將數字人民幣的亮點放在碰碰付、雙離線上，這并不準確。其實，這種NFC的技術早就存在，但所有不是現金的支付業務，如果沒有第三方參與監管，都存在很大風險，其錢包硬件和軟件完全在民間流通使用，很有可能被攻破并引發嚴重問題。所以碰碰付這一類應用只能是小額應急的手段，絕對不應成為貨幣支付的主體方式。千萬不要把碰碰付當成是數字人民幣吸人眼球的重要功能，投入太大資源進行研發和推廣，這是不現實的。

由此可見，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場景和對用戶的體驗難以超越支付寶、微信支付，加之數字人民幣錢包不計利息，難以吸引和留住用戶更多地使用數字人民幣。目前，所有試點基本上都是由試點城市或運營機構出資，以優惠政策吸引用戶使用，實際的支付規模和錢包余額有限，用戶積極性和使用活躍度并不高，成本和效率難盡人意。

4、指定運營機構與其他支付機構的關系不好處理。目前數字人民幣的投放高度模仿現金，央行制作的數字人民幣首先發到指定的運營機構，然后才能從運營機構轉發到其他銀行或支付機構，形成法人或個人錢包。但問題是，現金在投放到社會之后，其支付使用就跟銀行沒有多大關系，對銀行或支付機構的影響不大。而數字人民幣錢包實際上屬于存款，需要存款機構管理，也會直接影響到存款機構的利益，完全模仿現金實行“雙層運行”模式，勢必會影響到運營機構與其他銀行及支付機構的公平競爭，這種安排并不合理。

5、將數字人民幣定位于現金并統計到M0容易造成數據失真。如果其能夠得到廣泛使用，勢必將使得M0規模大幅擴張，其在貨幣總量中的占比以及現金支付在支付總額中的占比都將不降反升，這與全球M0在貨幣總量中占比及其支付在支付總額中的占比不斷降低的大潮流不符。

數字人民幣應有的正確定位

數字人民幣作為國家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應該能夠應用到現在人民幣所應用的任何地方和業務，包括形成存款、支付結算、繳納稅費、發放貸款，辦理各種各樣的金融業務等，并應按照業務約定收費計息，而非僅僅用于零售支付且一律免費無息。所以，數字人民幣改變的不是人民幣，而只是人民幣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數字人民幣不應局限于現金，不應該比照現金的印制，先由央行專門制作再進行投放，而應該是積極將現有的人民幣進行置換，并通過央行再貸款和銀行信貸等方式擴大投放；數字人民幣的出現應該減少而不是增加現金并推動現金在貨幣總量中的占比以及現金支付在整個支付總額中的占比加快下降。由此，數字人民幣就不應定位于現金并統計到M0。

有人認為，為控制風險穩妥推進，數字人民幣可以先從現金和零售開始起步，條件成熟后再向存款和批發延申。但這會造成數字人民幣概念出現嚴重偏差，由此帶來設計、運行和管理上諸多矛盾和難題，難以盡快推出和充分拓展，這種“先現金后存款、先零售后批發”的設想與安排是不現實的。

所以必須盡快調整數字人民幣屬于現金的定位，還原其屬于存款的本質。央行應該明確，所有金融機構的所有業務都應接受數字人民幣，需要限期進行必要的系統改造，并在一定期限內全面推廣運行，盡可能替代所有統人民幣。央行應該率先從我做起，先將所有在央行開立的清算賬戶全部改為數字人民幣運行模式。要求全社會所有的賬戶主體都需要首先下載人民銀行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由央行按照賬戶管理規則賦予統一的身份編碼，實現數字人民幣所有用戶信息在央行的大集中和各自的唯一性。用戶憑此身份編碼在自己選定的金融機構或支付機構開立數字人民幣賬戶，并由開戶機構將以前的賬戶余額全部轉入數字人民幣賬戶并將新的賬戶變動信息發送央行。央行將同一用戶在不同開戶機構的所有賬戶加以歸集，即可全面反映各個用戶數字人民幣的收付和結余情況。銀行等各賬戶開立機構需要動員和幫助用戶及時開立數字人民幣賬戶，并將原有人民幣賬戶限期轉換成為數字人民幣賬戶。這樣才能體現數字人民幣作為主權貨幣的權威性，通過行政手段而非自愿方式加快數字人民幣的全面推廣和正式運行，并保證數字人民幣的充分供應，充分發揮數字人民幣推出后的功能作用。

這樣，不僅可以大量減少全社會在現金印制、保管、流通等全流程的相關成本，而且能夠使央行擁有數字人民幣所有的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進而對貨幣流通進行全方位、全流程的監控，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并利用其收付智能化加強定向配置以及對違規使用的嚴密監控。而銀行和支付機構則主要掌握的是在本機構開立賬戶人的信息及其收付數據，難以像以前那樣，每一筆轉賬收付都能了解到收付款雙方的身份信息及其交易內容與數據，有利于打破商業性機構對大數據的壟斷優勢，更好地保護客戶的隱私或商業秘密與合法權益，并可通過央行最完整的信息更好地認知用戶并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個性化服務，積極促進社會公平競爭，由此推動金融業態與貨幣管理深刻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價值將是非常巨大的——這才是數字人民幣將帶來的最深刻變革和最大價值所在。

由此，數字人民幣的定位必須盡快做出調整。央行應按新的定位，組織力量深入研究重新規劃，盡快拿出實施方案并開始模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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