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柬埔寨紅鳥幣看南洋商貿文化交流_Standard

　柬埔寨王國古稱高棉，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自公元1世紀起就在南洋商貿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與印度等國家、地區的交流，與陸上絲綢之路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王國末期的貿易銀幣也隨著南洋貿易路線流入中國，其中以紅鳥銀幣為多。

　　“紅鳥”文化符號的記載

　　紅鳥幣在中國漳州又被稱為“雞仔錢”，是柬埔寨在19世紀中葉制作的一種手工打制幣。其正面圖案為小鳥形象，背面為光背。幣面的紅鳥有跨步獨立、口銜藤蔓、昂首鳴叫等形象，神態不一，拙巧可愛。其形象源于印度與東南亞地區神話中的哈姆薩鳥，在緬甸文化中，這種鳥被稱為Hintha，是一種紅毛鴨。因此，這種硬幣在我國民間收藏中又被稱為“紅鳥幣”。鳥形圖像并非柬埔寨獨有，這種文化符號大量出現于海陸絲綢之路沿線，在中亞、印度及中國的工藝美術與宗教傳說中較為常見。

　　從以“紅鳥”為代表的鳥形圖像這一文化符號去探討其文化傳播路線，過去鮮少有文章和書籍涉及，東南亞錢幣往往作為歷史學研究的佐證材料而出現，以此來補充文獻記述的不足。如徐冠勉的《南洋錢法：近代早期荷屬東印度的中國貨幣，1596—1850》在梳理荷蘭等歐洲國家殖民史料的過程中，就用了西婆羅洲華人公司滿文錢幣的材料來證實華人對東南亞商貿活動的影響，補充了這一地區華人鑄幣種類和發展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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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提及柬埔寨紅鳥幣的文獻，如《東南亞的貿易時代》《漳州外來貨幣概述》等，描述都較為簡潔，多一筆帶過。專門研究東南亞本地自鑄貨幣的書籍很罕見，多以圖集、目錄為主，如云南省錢幣研究會和廣西錢幣學會合著的《越南歷史貨幣》、美國錢幣收藏家GeorgeCuhaj等編著的StandardCatalogofWorldCoins1801-1900。這些書籍收錄的東南亞貨幣種類齊全但研究性并不顯著，未見從幣面的圖像紋飾去認識、探索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南洋商貿文化交流的狀況。

1/4Tical面值紅鳥幣正面、背面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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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鳥幣的種類與形象內涵

　　從StandardCatalogofWorldCoins1801-1900一書收錄的柬埔寨紅鳥幣看，1847年后柬埔寨發行了多種正面為紅鳥形象的銀幣，面值從小到大，有以下幾種：

　　1Att，銅質，重1.40—2.50克，大小不均。正面為鳥形，面向左側，昂首翹尾，口銜藤蔓。背面為素面。

　　1Pe，銅質，重4.00—4.60克，大小不均，紋飾與Att相同。

　　2Pe有五種，均為銀質，重量為1.00—2.00克不等，大小不均。第一種正面為鳥形，面向左側，高豎尾羽，口銜藤蔓；第二種與第一種近似，只是尾羽末端向下彎曲；第三種正面為鳥形，有觀點認為是孔雀，作開屏狀，面向右側；第四種正面鳥上方還有一字符，形似中文“周”但下有封口，為幸運之意。這四種背面均素面無紋，其中第一、二、四種在同時期的閩南地區十分常見。此外，還有一種與其他圖案不同、正面為鳥首人身的迦樓羅形象，面向左側，背面有文字，鋸齒形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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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uang，銀質，重2.70—5.60克，大小不均，與2Pe第一種圖案相同而略大。

　　1/4Tical，銀質，重3.20—3.60克，大小不均。正面鳥形象體態近似Att和Pe，面向左側，身披華麗羽毛，周圍環繞一周柬埔寨語字符，背面為神廟。分有緣和無緣。

　　1Tical，銀質，重15.25克，大小不均。與1/4Tical圖案內容相同，并增加更多細節。背面神廟塔尖從一重增加為三重。均有緣。

　　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于1953年還發行過10Centime面值的貨幣，正面圖案同樣采用鳥的形象，體態與19世紀的紅鳥幣十分接近。由于機器鑄造技術的引入，工藝上有所變化，貨幣質感和圖案上表現出更為規范化、精細化的特點。

　　關于紅鳥幣究竟表現的是何種鳥類，目前存在多種說法。除了特征較為明顯的孔雀和迦樓羅以外，對于最為常見的面向左側、引首翹尾的鳥的形象，主流觀點認為是哈姆薩鳥的形象。哈姆薩鳥是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的神鳥，是印度教智慧與藝術女神薩拉斯瓦蒂的坐騎，以珍珠為食，可辨善惡。其原型一說是天鵝，也有觀點認為是斑頭雁。由于哈姆薩鳥名前一個音節ham是吸氣的聲音，后一個音節sa是呼氣的聲音，因此在印度教哲學當中，哈姆薩鳥象征著宇宙的呼吸，代表著宇宙的循環。印度教的圣人常被授予paramahamsa的稱號，即至高無上的哈姆薩之意。在東南亞地區的藝術作品中，哈姆薩鳥也很常見，并呈現出程式化的形象：頭頂有冠，脖子較短，身體粗壯，尾羽形似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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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印度教以外，哈姆薩鳥的形象還在佛教以及民族藝術中廣泛使用。如在緬甸文化中，哈姆薩鳥是孟族人的象征，出現在孟族人的旗幟上。在犍陀羅的佛教藝術中，也有哈姆薩鳥的形象，如白沙瓦出土的卡尼什卡舍利盒，盒蓋下緣有一周哈姆薩鳥形象，其中一只還銜有花環，與紅鳥幣上銜藤蔓的形象一致。

林登博物館藏12世紀斯里蘭卡的哈姆薩鳥形象作者/供圖

　　南洋商貿與柬埔寨鑄幣

　　15世紀以后，明朝鑄造的銅錢及其東南亞本地的仿鑄錢成為經濟活動的“潤滑劑”。1405—1433年，明朝派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七下西洋，把中國連接東南亞、印度、歐洲和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推向了頂峰。柬埔寨的金邊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的一個重要中轉口岸，使柬埔寨王朝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1567年，明朝解除南洋海禁，大量銅錢鑄料流入東南亞地區。到了1590年，廣東和福建開始為南洋地區鑄造一種新式而廉價的鉛合金幣，但這種劣質的鑄幣使得南洋海岸地區出現仿鑄幣、劣質假幣泛濫的現象，于是白銀鑄幣慢慢取代了鉛合金幣。

內部人士：Bybit將整體裁員20%-30%:6月20日消息，Bybit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Ben Zhou發文表示，受全球經濟影響，股市和數字貨幣均被影響，包括數字貨幣行業。自2020年以來，Bybit的組織增長了3倍，但平臺的增長指數和收入并沒有同等量級的增加，表面運營效率不如從前，未合理利用資源。鑒于此，Bybit內部一些職能和崗位將被評估，以進行合并或優化。對于受影響的團隊成員，Bybit將提供經濟補償金和員工輔導熱線。

內部人士透露，經歷了前期擴張，目前Bybit員工人數超過2500人，但內部組織架構紊亂，再加上行業遇冷，相關事業部一直處于燒錢狀態，所以才有了這次裁員整頓；關于網傳的期權事業部裁員50%，該消息人士表示，具體裁員比例及名單目前尚未公布，但保守估計裁員比例將達到20%～30%。[2022/6/20 4:40:25]

　　在14世紀吳哥王朝晚期，安贊王下令鑄造帶有龍圖騰的金、銀質地的斯倫幣，這是全國通用的統一貨幣，但對于商品經濟尚不發達的柬埔寨社會，物物交換仍然比較普遍，自鑄貨幣流通不順暢。17世紀30年代，一位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國商人曾根據合同為王國鑄幣，他還向荷蘭人購買白銀作為鑄幣材料。

　　18世紀上半葉，南洋地區商貿發展使得白銀需求量激增，新的水銀提煉技術同時在西屬美洲和日本被用于白銀開采，這導致流入中國、印度的白銀量激增，大部分白銀流經東南亞并留在了當地，柬埔寨王朝抓住了這一大好時機，建立起自己的貨幣系統，以便更好地控制國內經濟。

　　18世紀末19世紀初，柬埔寨主要流通國內鑄造的銀和銅質的紅鳥幣、越南用鋅鑄造的形似中國銅錢的方孔圓錢，還有少量泰國暹銖。為了取代暹銖和越南鋅錢，柬埔寨增加了自鑄幣的產量，除了原本存在的金、銀質斯倫幣外，銀質和銅質的手工打制的紅鳥幣也并行使用。然而，法國殖民者很快打破了這一欣欣向榮之勢，19世紀中后期，柬埔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與越南、老撾并為印度支那聯邦，自鑄錢幣還沒在市場普及就戛然而止，只有部分已發往市場，參與流通的貨幣散落民間。

　　文化交流與華人貢獻

　　15世紀的真臘晚期，由于柬埔寨大力提倡海上貿易，吸引了許多華人船商來此經商貿易，其中不少人就在此地娶妻安家，形成了繼吳哥王朝時期之后的又一次華人移民高潮。這次華人移民高潮與早期華人移民高潮有所不同。9—14世紀的華人移民看重的是柬埔寨易于謀生的環境和條件，到此打工掙錢。正如《真臘風土記》記載：“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于彼。”

　　15世紀以后，華人移民柬埔寨的特點是批量移民，移民的規模不只局限于一人一戶，而是一個家族，或者是來自同一個地域的數十人、上百人團體。他們因明末避難或清朝中后期戰爭的緣故，移民到柬埔寨的荒僻地區，在那里安身立命，胼手胝足，成家立業，最終將那里開發為魚米之鄉。

　　17—19世紀，中國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孕育了一批較為富裕的市民階層，以廣東人和福建人為主，他們攜帶資金，移民柬埔寨經商發展，帶動了柬埔寨社會的就業和經濟發展。隨著華人不斷增多，他們在當地逐漸形成了大大小小極具規模的華人聚居區，保持著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從而構成了柬埔寨的華人社會，這就是柬埔寨各地“華僑城”的起源。這些華人移民就是當代柬埔寨60萬華族的先民。19世紀鑄造的紅鳥幣，在居住于柬埔寨的閩南華人群體中流通使用，并跟著歸國華僑來到閩南地區，從東南沿海進入內陸。

　　中國歷代史籍持續記載著柬埔寨王朝世系的更迭，說明柬埔寨與中國有著不間斷的聯系和往來，而海上絲綢之路則為這一切創造了必要條件。在自鑄錢幣出現之前，柬埔寨歷代王朝和越南曾大量沿用中國的方孔圓錢。中國和印度是世界兩大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中印之間海路往來途經高棉王國，因此柬埔寨成為中印兩大古代文明在東南亞地區相互交流融合之地，而柬埔寨的紅鳥幣圖形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正是柬埔寨本土文明在中印兩大文明滋養下成長起來的一朵奇葩。在其文化淵源背后，海洋和陸地絲綢之路沿線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華人群體，借助華人開辟的商貿路徑，或直接或間接地進行交流往來。海陸絲綢之路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聯系更為密切，“紅鳥”這一文化符號便是這段史實的見證。同時，它也與海陸絲綢之路沿線環地中海地區、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古代錢幣鳥形圖像的文化內涵有一定聯系，充分體現了歐亞文明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借由商貿路線發展出來的平等、共通、互鑒關系。

　　階段性成果）

　　

作者：周惠斌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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