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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國人游記中的新疆邊疆危機

李潔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20)

民國時期的新疆孤懸塞外,又處于英俄覬覦之下,其“神秘”與危機激發了國人游歷、考察之興趣,并于行走中記錄了彼時新疆風土人情、社會狀況。諸游記中新疆的交通、信息獲取、經濟、人口及國界等方面的記錄,突顯出新疆與內地之疏離,與強鄰英俄之混雜與被遏制,由此顯露出民國時期的新疆邊疆危機重重。而游歷之國人,不僅直書各種危機,又于行走中構思新疆未來發展之計劃,以圖緩解危機。

游記;邊疆危機;交通;經濟;人口;國界

民國時期的新疆孤懸塞外,多被一些人視為“獨立王國”。彼時內地軍閥連年征戰而政權更迭,西北諸馬亦于甘寧青地區擴張各自勢力并與國民政府爭西北之利,1943年國民黨黨部勢力才得以大批涌入新疆以把握新疆大局。期間由于疆外各方勢力無暇西顧,而疆內三任省政府主席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均視新疆與世隔絕、獨立發展為己任,尤以楊增新治新時期為重;又由于地處偏遠而交通不便,“人種龐雜”而文化風俗與內地不一,受英俄勢力夾擊而致邊疆危急,使得民國時期的新疆顯現出與內地迥異的風貌;也由此吸引了一批仁人志士遠赴新疆,以各種身份游歷新疆天山南北,其游記或日記中所見所聞所思,是認知民國時期新疆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補充,也是新疆地方志或民族志寫作彌足珍貴的一部分。

諸多游人及其游記中,重要者當首推謝彬(謝曉鐘)于1916-1917年以財政部委員身份赴新疆勘查財務所書《新疆游記》。謝彬遍歷天山南北,走過當時新疆43個縣級單位中的38個,足跡幾遍及新疆全境,記錄新疆之地理風貌、風土人情、物產貿易、戶籍墾殖、金融貨幣等內容極為豐富,又將所感所思匯集為“新疆計劃書”。同期又有林競以勘測路線為目的,于1918-1919年的第二次西北之行,其《蒙新甘寧考察記》詳細記錄了各個路段行程的勘測數據以備此后鋪設西北鐵路、公路,是反映民國前期新疆北路交通、貿易、人文的重要參考。1927-1928年,徐旭生以“西北科學考查團”團長的身份與斯文·赫定等于1928年入新,其《徐旭生西游日記》不僅記錄了新疆東路至迪化沿途風物、民情、實業,且詳載了親歷之楊增新至金樹仁的政權更迭。1931年,楊鐘健以地質學家的身份參加中法科學考察團赴新,沿途以《西北的剖面》記錄了新疆北路及南路鄯善、吐魯番一帶的人文自然景觀,尤其是金樹仁執政時期關口檢查及與俄之關系。1932-1933年時,吳藹宸以政府顧問的身份、以開發阿爾泰山金礦為目的入疆,其《邊城蒙難記》詳述了彼時新疆北路交通、實業之狀況,并見證了金樹仁至盛世才的政權更迭及當時與馬仲英有關的事件。除上述名士以各類身份肩負不同使命赴新考察外,還有另一類完全以游歷為目的入新見聞,以天涯游子的《人在天涯》為代表,其于20世紀30年代漫游新疆,所記游歷之處地域特色與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從個人及民間層面再現新疆當時風貌,可納入人類學的寫作范式。上述國人及其游記記錄新疆,源于考察者身份、使命、關注點及行走路線的差異,考察時段的不同,除普遍記載所經之處地理水文、風土人情、農業墾辟、實業發展、交通、邊境貿易等,還各有側重,體現了個人感受及時政對游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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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試從交通與信息獲取、經濟、邊疆危機與應對等三方面探討上述游記對于民國時期新疆邊疆危機之主要印象及思考。

一、新疆交通與信息獲取之梗阻

(一)交通狀況

由于內地至新疆路途遙遠,行旅困苦,民國時期的新疆游記中無不記有自甘肅、內蒙進入新疆或經由俄境進入新疆每一主要旅程的行程里數,尤以林競因測勘路線而記錄得最為詳實,“由奇臺至此(迪化),計行四百九十八里。哈密至此計行一千四百二十里。蘭州至此,計行四千二百五十二里。豐鎮至此,共行旱路七千零三四十里。北京至此,總計行七千八百四十二里。”*

除此之外,游記中所涉及交通狀況多指出自內地至新疆交通之困難,及假道俄境入新之便利與無奈,并由此引發改善內地至新疆交通以解西北邊疆危機之感慨與謀略。

由于交通工具有限且道路簡陋、路況復雜,人們多依賴馬、騾、駱駝等畜力以進入新疆并行走于疆內,因此行程時間較長且路途艱辛。“由京至新,取道陜甘或蒙古草地,均須三月內外。假道俄境,亦須月余。由省城南至喀什噶爾、莎車、和闐,非兩月內外不達。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東至哈密,北至阿爾泰,各須兼旬方到。交通遲滯,不第歐美各國所無,即在本國行省之中,亦屬鮮有。”*駱駝為當時商人出行、運貨的主要畜力,“至于駱駝行期,由古城(奇臺)至迪化,平常七十日可達,運貨則至少非半年不可。”*除此之外,“沿途見有步行者甚多,遠則京、津,近則陜、甘。身被老羊皮,背負干饃饃,外攜飯鍋一,水葫蘆一。到站,則覓駱駝糞為薪,架石為灶,燒水和饃饃為食。”*

謝彬于南疆考察時道路艱險多見于其游記中,“自于闐至且末,計十二程,無一程無沙窩。行經沙窩,最忌遇風。大風過處,流沙皆平,杳無痕跡。其時雖熟識路徑之人,亦須跟尋牲畜,按轡徐行,欲不為逐臭之夫,則萬不可得。”*“自羅布莊以來,沿途哈虻之多,儼同蜜蜂,日哺尤甚,馬不可當,必須夜行,方免驚逸。”*行走中不僅道路設施、動力落后不足,新疆各地惡劣的自然地理狀況為游歷又添困難。

內地至新疆交通梗阻,導致時人往往假道俄境入新,并由此就交通狀況進行對比。“新疆居中國極西,余(吳藹宸)理應向西而行,乃因內地交通梗阻,不得不假道西伯利亞。……乃竟浮海東渡,經過日本、蘇聯,而后到達我國西陲,此種旅行方法恐為他國所無,即此一端,可知西北之危機矣。”*又有楊鐘健對比新疆至內地與至英俄之交通:“西安——蘭州——星星峽大道,久因兵匪緣故,不十分通暢,所以反不如走草地平妥。反觀由新至英俄交通,尤其是到俄國的交通,則十分便利。……單就塔城講,塔城至迪化雖可通汽車,但路并未修,并不容易走,且只限于官用。由塔城至阿牙古斯,則不但有汽車路,且蘇俄的葦塘子還有飛機場,無線電更不消說。”*

吳藹宸20世紀30年代初于新疆考察時,新疆內外交通已有較大改善,“自從中蘇航空公司開航,歐亞交通可于三日完成,即由重慶起飛,第一日至哈密,第二日至阿拉木圖,第三日至莫斯科是也。此外,又復完成甘新公路,計長一千一百七十二公里,汽車約半個月可達。……至省內汽車公路,計已完成者,則有迪化伊犁線,長七百二十公里,迪化塔城線,長六百九十公里。又鋪建塔城至阿爾泰,迪化至吐魯番、七角井,迪化至喀什、和闐公路。全省汽車增至四百余輛,在本省內汽車到處暢行無阻。”*這一時期新疆道路交通的改善,為抗戰期間承擔后方任務、溝通交通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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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疆至內地與至英俄交通狀況之差距,考察新疆的仁人志士紛紛就改善新疆與內地之交通出謀劃策,并最終歸至如何解除邊疆危機。“以今日之形勢而論,無關山險要可守,中外若處一堂,彼方土西鐵路告成,隨時均可修筑支線,達我邊界,一旦有事,輸送軍隊,朝發夕至,而我方由隴省進兵非三個月不能到達,孤懸塞外之伊犁,謂之中國領土,蓋亦危乎殆哉。”*國人因此發出“以便利交通,為開發新省第一急務”的號召。*吳藹宸于其游記中提出“應將隴海線趕速展至迪化、伊犁”,恢復滬迪航線,以及隨即修筑綏新公路和甘新公路;*楊鐘健則意在將現有各段汽車道連接起來,“使之規模宏大,組織改良,不但用于軍事,還要適于行旅。”*

(二)電報郵政

游歷或考察新疆的國人,往往對入疆后通過電報、郵政接洽公務事宜或與內地親友聯系不便,而于游記中多提及新疆郵電遲滯一事。如徐旭生說:“今日赫定先生接電報兩封,知本月六日往柏林打的電報,到塔城,已損壞不可讀,我國電政不整,至于如此!”*而吳藹宸于游記中提及:“余來新半載,僅接家信兩封,發電皆無回復,嗣因放棄鎮西,通電更成絕望。……次日連接天津真(二月十一日)、馬(二月二十一日)、敬(二月二十四日)三電,遲遲三月始到,蓋在鎮西積壓至今,郵電阻梗如此,實為邊塞最困難之事。”*

細究電報遲滯原因,一是各處電桿簡陋或腐朽。謝彬于迪化、伊犁間看到,“(電桿)已十二年未修,一遇朽倒,恒截原桿重豎,因陋就簡,以迤今日。自綏定迤北,與俄線并道而南,彼則下夾石礎,高插霄漢。我則高不逾丈,腐敗傾斜。”*二是新疆電報轉電、維修困難。“目下(20世紀30年代初)采用短波,凡發內地電報,須由鎮西、太原兩處轉電,故往往有被遺失,無從查考。或曰太原轉電,向有津貼,如津貼未送,則轉電不予痛快”,又“電臺乏人修理,電報數月不通,無他,缺乏技術人才之故耳”。*

因此,當時政府或時政要人發電,往往電報和信件同時拍發,而“信到而電未到,更為習見不鮮”*。謝彬更于游記中將當時郵電弊端一一陳述:“曩者郵電未設,軍書文報,多隔閡濡滯,私人書函,更無從投遞,上下交苦之。今雖郵件恒有遺失遲誤,電報恒多錯碼梗阻,電局收費,各自為政,不相統一。”*

相較之下,經由鄰邦俄境收寄郵件則頗便利,“此間(巴楚)寄信去京,約須三月方達,包件則須半年。若信面書俄文,貼俄郵票,由俄道轉,則二十六七天即到。”*但此處所顯示的郵政利權之喪失,也為時人所擔憂。

(三)信息獲取

一方面因路途遙遠信息往往傳入滯后,另一方面則因新疆主政者對于出入新疆信息的管控,游歷的國人多為身處新疆難以獲取外界信息所困擾。

由于與內地相隔甚遠且電報郵政滯后,身處新疆的時政要人常藉外國渠道獲取信息,如謝彬于1917年6月考察疏附時,“瑞士教士傳來消息,謂南方各省,反對對德宣戰及陰謀復辟,預備宣布獨立。英俄領署,亦接駐京使電……”謝彬認為此種情形,“蓋喀什接近俄疆,有俄郵電可以利用,無華政府檢查扣留之中梗,關內消息,傳達比較省城猶快”。*1928年徐旭生在新疆“問他(范耀南)時局有什么消息,他說沒有什么,不過據俄領事館說南軍入天津的消息,的確靠得住云云。藎臣將軍(楊增新)亦言聽說此消息,未知確否”*。可見由俄獲取信息反倒比較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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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郵電一途外,時人于新疆可獲取外界信息的另一途徑即為報紙,但亦極為有限。楊鐘健于游記中寫道:“每天無聊時,看看此地的《天山日報》以解悶。《天山日報》為迪化惟一報紙,……材料大半都是來自平津、上海等地抄下來的,所以許多不是新聞,而是歷史。所刊的專電,未注明時日,也無從斷其是什么時候的電報。”*徐旭生20世紀20年代末入新時,可借閱報紙增多,《華北明星報》、《滿洲報》、《北京政聞報》、《東方雜志》、《導報》、《北京導報》、《字林西報》等在其游記中均可見,然而上述報刊雜志入新時已遲滯一月左右,“新聞皆成歷史”、“一到此地,便成荒島野人”之感受未變。

二、新疆經濟發展之混雜與受制

(一)經濟狀況

農業方面,時人于游歷考察中多將沿途農業區域予以記錄,且往往將農業興盛與水渠開辟、坎兒井的挖鑿相聯系,以體現新疆綠洲農業發展的特點。如謝彬行至庫車記有：“觀哈游擊所開坎井。水流甚大,日可灌地二十畝。其地昔皆戈壁,今藝果園數十畝,蔚然成林,新綠可愛。再逾數年,石田皆沃壤矣。”*論及水利現狀對農業之影響,吳藹宸記有:“現墾之地,不及百分之一。……以如此廣袤之區,耕田只有此數,非地不足墾,特水利未興耳。”*可見時人就新疆農業發展之掣肘有清晰認知。

畜牧業發展于游記中涉及較少,而多以展現畜牧區游牧民族風俗為主。吳藹宸在游記中提及畜牧業發展對本地民眾日常消費及出口鄰境的重要性,“全疆實賴羊為生活,亦即羊維持全省人民之生計。……唯是人民缺乏科學知識,任其自然孳生,終未脫離原始時代之游牧生活。官家只知苛索捐稅,從未講求牧政。”*并以此點明新疆畜牧業之重要性及發展困境。

除上述零星筆墨談及農業與畜牧業外,游記中有關經濟的內容則主要涉及商貿狀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隨行程逐一記錄新疆各地商業狀況,包括漢族商人、少數民族商人及英俄商人的勢力分布及經營特色。如楊鐘健于《西北的剖面》中記載:“(塔城)商務頗稱繁盛,各種民族雜居,漢人也不少,經商者以天津人尤多。……街面上商務也很盛,俄國貨物充滿市面,一切消息,十九都是仰給于俄國。”*又有謝彬記載迪化作為省城的商貿之繁盛,“當全盛之時,屯戍相望,華戎商賈,挾資斧往來,聚族列阓,而錯居以萬數。……大賈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負販,今之大較也。纏商列市南郭,……南郭之外,則俄商所集,皆受成于領事,……”而疏附作為當時南疆重鎮,“北關外,則英俄籍商,錯處雜居,陳肆而賈,儼同租界。”*游記所載基本呈現了彼時新疆各主要城市商貿發展狀況,英俄商貿勢力由此也可見一斑。

其二,記載新疆與內地、英俄之商品往來與差異。民國時期,新疆輸往內地與鄰境英俄的貨物,無論從品種、數量方面均有較大差異。出入新疆西北邊境之貨物,民國初年南疆多地以“牛羊馬之革,西輸俄羅斯,羊毛西南貿英吉利。……而俄商自其國運藻布及纏民所服用磁髹雜器,……”*至20世紀30年代,“每年由蘇聯進口貨物二百十余種,以茶、糖、煙草、布匹、五金等項為大宗,而新省出口貨物,則僅有十六種,為羊毛、棉花,及牛、羊、馬皮而已。”*邊境外貿入超遠多于出超,僅此一項于新疆經濟而言就損失嚴重。僅在《新疆游記》中罕見地記載吐魯番之棉花、葡萄“二者皆由陸運以賈俄國。本省及關內銷售,其鮮也。……輸出超過輸入恒百余萬,此為新疆所僅有”*。而新疆與內地之貿易往來,則明顯凋零許多,“新疆本省的土產也是十九向西行,而不向東運”*,“至商人帶往內地者,除黃金外亦只羊腸細皮寥寥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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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新疆與英俄貿易中利權的喪失及挽回的設想。上述新疆與英俄貿易嚴重不對等,貨品種類、貿易額之差異極為明顯,是對新疆經濟發展的一大威脅。除此之外,英俄兩方依據不平等條約于新疆獲得貿易特權,即貿易券、通商票等,進一步加劇了貿易失衡之勢。如謝彬所記“英俄皆有商約,恒出手條包庇華稅,稅局交涉,頗形困難——南疆各城多類此”,以及“向來塔城商權,握于俄商”。*由此可見不平等條約給新疆外貿利權喪失帶來的影響。至蘇聯“十月革命”及一戰期間,新疆對俄貿易出現一定好轉,“邇來俄亂方張,百工停廢,昔之奇炫華麗之洋貨,固已絕跡于市場。而我商人之由京、津運來貨物,反倒灌入于俄境。……似已有返陽回春之象矣。”*于是,蘇俄戰事之機引起國人對挽回新疆利權的設想與感慨,既有以伽師“纏民仿印花布,自銷自用”作為挽回利權之機,*又有“聯合纏商,組織一公會,禁止私下同他們交易”的嘗試。*

(二)實業開發之困境

因謝彬以財務部委員身份入新調查新疆財務狀況,而吳藹宸以政府顧問的身份、以開發阿爾泰山金礦為目的入疆,因此反映當時新疆實業狀況及發展設想在二人的游記中體現較多,具體如下:

一是新疆資源豐富,利于發展實業。“新疆無價之寶,在于礦產。……新省礦產無一不備,舉其大者,則有迪化、伊犁、疏附之煤,孚遠、疏勒之鐵,阿爾泰、塔城、于闐之金,拜城、庫車之銅，綏來、烏蘇、沙灣之石油。”而各地發展實業之優勢多見,“皮山實業,農桑而外,制紙織布,均極發達。紙佳埒于和闐,布業不減伽師。”*

二是新疆開發實業之現狀不盡如人意。吳藹宸考察新疆北路阿山、塔城金礦開采時記有:“塔城東北喀圖山產金礦,舊有十廠,曾聚集數萬人從事開挖,嗣經回亂,礦工星散,峒內積水甚深,曾與俄商合辦,置有機碾,旋亦輟工,委棄機器頗多,廠舍亦遂頹廢。”*而謝彬考察中對于呼圖壁、阿爾泰、于闐之金礦,南北疆之鹽業,拜城之銅礦等,均有涉及。就礦產資源開發之困境而言,“自設行省以來,疊經官廳開采,苦于不得礦師,覓線毫無把握。而挖礦熔化,純用土法,利不敵工,往往虧折。即有商人承領官本,或集股開挖,亦多虧耗股本,屢辦屢輟。”*“迪化環城皆山,諸山皆煤,掘之即是。……總以資本未充,無專門人才,交通不便,是以未能見效。然此固不僅迪化為然,西北各地均有同病焉。”*由此,彼時新疆實業開發,或由于技術不精、缺乏專門人才而難以長久盈利,或由于運營模式、資金、交通受限,而致實業開發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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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實業開發中利益多為俄人所獲,導致利權喪失危機。謝彬在鄯善考察時,“葡萄棉花,尤出產大宗,惜無織布造酒公司,自制熟貨,運銷各處。多將生貨西賈于俄羅斯,……”至莎車、和闐一帶,“蠶業發達,稱極盛焉。惟惜土人不知留種,自制蠶連,連紙皆購諸俄人。”而承化寺金礦開采,“采得之額,達六七萬兩,多為俄人收買而去。”*實業之開發,如蠶業之種握于俄人之手,葡萄棉花等初始原材料大量輸出俄國而獲利甚微,再至金礦開采多為俄人采購,所獲利益并未與資源優勢對等,甚至絕大多數喪失于俄,是為時人憂心之處。

四是時人在新疆考察時亦見一些實業開發成效。如謝彬于莎車“折至纏商麥富蘇提織造霞夷綢公司參觀,陳機七架,若關內鄉人之織布。……并能煮蠶繅絲,效仿江浙土法,每歲產貨頗多,近銷南疆,遠賈俄國。”*又有吳藹宸行至伊犁,“參觀城外高橋子制革廠,廠內自設磨電機,……機器購自德國,規模宏遠,當為新省唯一之工廠。……產品銷路甚廣,軍用方面尤多利賴。”*零星的實業成效給國人以希望。

(三)貨幣、度量衡之混亂不一

關注民國時期新疆財政金融的仁人志士,入新后均發現新疆幣制紊亂,一方面國幣使用流通不暢,另一方面地方紙幣夾雜其中,且兌換計量方式各地不一。此狀況謝彬《新疆游記》中有詳細記載:“新省圜法,紊亂極!硬貨則有制錢、紅錢、銅元、銀元、普爾、天罡七種。紙幣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龍票之別,合之俄帖、俄元、印度貨幣(俗稱油啤)計達十有余種。……其價格塔帖最低(每兩值現二錢或二錢余),伊帖次之(每兩約四錢),官票又次之(每兩六錢余),惟老龍票最高(票銀九十兩,兌現銀百兩)。”*而民眾及政府計量時也多依地方舊規而無視國家統一貨幣之使用,“計算數目,猶兩錢分離,而非元角分厘。至商民交易,并不知國幣為何物。財廳報部計算書,雖以元計,而實際收支,則皆以兩。”*此外,還有“伊帖”使用之笑談,“每張合票銀壹兩,壹兩以下無法找零,如用五錢,則將此伊帖撕下一半,如用二錢五,則撕下四分之一,流通市面。……于是無數目字之上半段,往往被人撕去,市面流通之爛票,直破字紙之不如。”*可見彼時新疆內部貨幣混亂不堪。

除此之外,又有俄幣流通于新疆市面且影響貨幣幣值漲落。謝彬于阿山考察時發現,“市面流通貨幣,以俄國盧布為主,兌條次之,新疆官票又次之。解來協餉之中交鈔票,皆由商民攜回京津使用,市面絕跡。”*又有林競考察所見俄帖與新省紙幣漲落相關記載,“近以俄帖低落,紙幣亦隨之而低至五折左右。推原其故,蓋本省無匯兌機關,商人輦運關內貨物,全憑俄帖以流通。”*當新疆俄帖與京、津時價出現差距時商人利益受影響,而邊疆危機又添入一筆。

民國時期新疆各地度量衡也如貨幣般混亂,既未與國家統一,又深受俄影響。謝彬于郵局寄物品時感慨:“即一市之中,經濟老商,亦有不能悉知一市之度量衡者。……方今度量衡法公布已久,農商部度量衡制造所亦已成立,而此間商民,尚茫無所知,……”*至南疆阿克蘇考察時,“權量稱呼,亦屬特別:十六斤為一恰納,(亦有十二斤者)十恰納為一塔哈(口袋)。”*而時人于天山北路毗鄰俄境考察游歷時又多見俄式度量衡影響之深刻,“市面所用度、量、衡以及賬簿、算盤,概從俄式,喧賓奪主,至足懼已。”*

因而,民國時期游記中所現貨幣與度量衡之紊亂,既存在與內地、國家不統一問題,又有新疆域內各地規章傳統的制約,另受俄國深刻影響,紛繁復雜而難以立即清理收效。

(四)挽回經濟利權之構想

由于新疆經濟利權危機與喪失主要源于對英俄貿易,而貨幣與度量衡統一及實業開發同樣也有助于新疆經濟發展以抵制英俄勢力,因此游記中國人所倡挽回利權的各種構想也與上述直接關聯。

在限制英俄對新貿易不均等及有效控制商貿市場混亂方面,謝彬詳述了限制俄商通商票、商約及在新疆商貿活動的計劃,一是“通商票宜嚴加取締也”,“此后發行通商票,務須按照通商章程,只發真正俄商,且必詳注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嚴定期限,逾期作廢。……”二是“俄商約手書小條”作為“貿易免稅之據”應取消,而“取消各城商約”為上策;三是明確通商票上俄商販運貨物之行程,“以便稽查保護”;四是例行辦理俄商運單以使“貨票相符,方能免稅。否則認為包攬,照約罰辦”。*

于實業開發方面,謝彬提出“土貨概自運自銷,不令權操外人。茶布皆自采自銷,不令俄貨倒灌。……此皆急應興辦之實業,……”*而吳藹宸則提出:“煤鐵為工業之母,本應先行舉辦,唯為速謀成效充裕經濟起見,則宜先辦金礦,以為各種事業之導。”又以新蘇交通之便利,提出“辦理各項重工業,應需機器,可由土西鐵路輸入,實較陜、甘、川之腹地為便。……重工業興起,凡百輕工業亦自隨之而生,石油為改造新疆第一要素,……”*

于貨幣統一方面,謝彬提出“籌集資金,設立銀行,以銀元紙幣換回銀兩省票”,“先使國幣流通市面,舊有諸幣,逐漸收廢,方能盡利推行”。*

三、邊疆危機與應對

除上述幾方面,諸游記還涉及新疆與英俄關系在人口的越境與更籍、國界不清兩方面的內容,更增添了新疆邊疆危機之重。

人口方面,一是俄戰亂期間,俄境白俄、哈薩克、回等民眾多越境逃入新疆北路一帶。如迪化于“俄國革命時,白俄逃亡至此者極眾”*,伊寧“近由邊卡逃來俄、哈不可勝計,……”*由于每日私逃入境之民甚眾,成為新疆人口安全的隱憂。二是英俄籍民眾在新疆往往憑借外籍身份尋釁滋事,難以管理。譬如南疆英俄籍民放債以辟利源而難以禁止,“其刁狡者,動與地方官為難,知事懦者,莫敢抗顏行。”*又有俄人久居新疆后,“常自由購地建屋,官不知限制,久之遂成交涉,棘手殊甚。”*其三,由于英俄與新疆有通商章程,導致南北疆均有部分國人改外籍以獲取商貿利潤,謝彬于葉城勘查時發現,“外而中俄纏回,判然有別,而自由出入國籍之惡習,藉以限制于無形。”*上述種種情形進一步加劇了英俄對新疆的侵蝕。

國界方面,主要為中俄邊界界碑損壞或缺乏。謝彬見中俄邊界多處“均無牌博,僅存石基,其與俄費爾干省交界,……諸處界牌,早經損失”,還有一些地方,“并無建過牌博形跡。或系當時指山為界,未曾樹牌;或系邊地俄人,潛移歿跡。國土喪失,于茲實多。”*又有吳藹宸巡視伊犁時見中蘇交界處“碎石成堆處”,“即兩國界石,蓋并牌博亦無之,……”*由于國界不清,加上俄人侵擾之勢,往往有俄民任意越界游牧的情形,甚至“別開馳境,漸入腹地,來去自由”。由此國人均提出會勘定界,樹立界碑的建議。

綜上所述,于交通、信息、商貿、貨幣、度量衡、人口及國界等方面,民國時期的新疆顯現出與內地聯系之梗阻,而受英俄尤其后者影響卻深,國人憂思由此而發。

面對邊疆危機,該如何應對,謝彬與吳藹宸分別于其游記中提出詳細計劃。謝彬分別從招民屯墾,改革道區、縣行政設置,整頓軍隊,沿邊設防,重堪邊界等方面予以規劃,另有沿用傳統“司牙孜”(清理積案之人)以處理中俄糾紛,以及令地方官員了解條約以備紛爭等構想。*吳藹宸則就邊防危機提出,“由中央用航空測量,制成全省標準地圖”,以開發新疆,加強國防。*

在提出具體應對計劃基礎上,諸人反思國家對于新疆的經營,主要集中于吳藹宸的游記中。“(新疆)自入我國版圖以來,生聚教訓,無進展可言,任其民族自生自滅,以過其渾渾噩噩之太古生活。降至今日,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謀國者只求邊地納貢內附,便即相安無事。各種族之疾苦,向鮮過問,強鄰窺伺,則亦聽其自然。對于邊疆縱非歧視,亦屬消極政策,是以經營西域,皆不徹底,上雖為中國支配,而各族依然維持其固有生活。……已往之變亂,由于平時之不顧各民族利益,一旦事變發生,則純用高壓手段。”*于是,正視邊疆,積極經營邊疆且兼顧各民族利益,以此獲取邊疆各族認同,是為彼時解決新疆邊疆危機之計,同為今日邊疆治理可鑒之經驗。

OnFrontierCrisesinXinjiangintheTraveloguesoftheRepublicofChina

LIJie

(CenterofNorthwestEthnicMinorityStud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emysteryandcrisisofXinjiangarousedtheinterestoftheChinesepeople,theyrecordedthecustomsandsocietyofXinjiangduringthetravels.Throughtherecordsoftransportation,informationaccess,economy,populationandborders,thetravelnoteshighlightedthealienationbetweenXinjiangandthemainland,beingmixedandcontainedwiththestrongneighbors,BritainandRussia,thusrevealedthebordercrisisinXinjiang.Thetravellingpeople,notonlyrecordedthecrisis,butalsodesignedthefuturedevelopmentplanforXinjiangtoeasethecrisisduringthetravel.

Keywords:travelogue；frontiercrisis；transportation；economy；population；boundary

K258

A

1002-3194(2018)04-0084-09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8.04.010

2017-09-21

李潔(1981-),女,新疆阿克蘇人,民族學博士,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從事新疆民族問題的研究。

國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項目“民國時期中外考察家文本敘事中的新疆社會研究”(2018-GMB-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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