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式壓迫：日本技能實習生制度的歷史和特點_ITC

日本是發達國家，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正是由于經濟先進，科技發達，日本企業在拓展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時候，會遇到技術鴻溝，當地科技水平無法支撐日本企業的落地，于是，日本為了加快產業落地，設計了一種“技能研修生”制度，目的是在日本培養外國技術人員，以便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1993年，“技能研修生”制度增加了一項：任何研修生技術合格后，可以留在日本實習2至3年。此后，大名鼎鼎的日本“技能實習生”制度就誕生了。

這項制度的初衷，本是為了塑造一批熟悉日本的外國工人，以幫助日本發展陌生的市場，不過，最終所謂的外國“實習生”非但沒有回國，反而成了日本國內的“廉價勞動力”。而日本的技能實習生制度，也由一種積極的知識傳播途徑，變成了一種系統式的壓迫制度。

日本技能實習生制度的結構

對日本國內的企業來說，雇傭外國實習生并非“貪便宜”，因為外國實習生的工資并不比日籍員工低。實習制度規定，實習生的薪水必須“與日本人相同，或多于日本人”。然而實習生實際收到的薪水，卻和日本籍的同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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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國實習生造成實習生實際報酬低于日本人的原因，其實源于技能實習生制度的復雜結構。企業發出的薪水要到實習生手上，至少經過了三層結構的染指。

第一層：監理團體

企業要雇傭實習生，不能直接聯系，必須通過名為“監理團體”的中介組織。雇傭實習生的企業，必須向監理團體支付中介費。通常來說，一名實習生的中介費是50萬日元，這對于一些小企業來說，成本過于高昂，但是，由于實習生可以勝任日本人不愿意干的危險、骯臟且勞累的工作，所以很多企業不得不招募實習生。

實習生的工作一般都具有危險性監理團體帶有“半官方”性質，專門負責實習生的中介，實際上它們的工作跟一般的人力派遣公司沒有差別，不同之處在于，監理團體由前國會議員，或者曾為政府工作的人參與管理。當實習生出現問題時，監理團體要負責跟政府交涉，這些人脈雄厚的人士通過自己的影響力，能夠很快解決遇到的麻煩，這一點是普通民間企業不具有的資源。簡單來說，監理團體實際上是“關系掮客”，負責擺平雇傭企業和實習生之間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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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的工作環境企業主支付給監理團體的中介費，包括真實的中介費、支付給政府的手續費，以及實習生的日語學習費等等。這筆費用，最終都會算進招募實習生的成本中，自然會拉低實習生的收入。當然，與在日本的情況相比，外國實習生面臨的第二大壓迫來自家鄉。

第二層：中介公司

外國人想當實習生，必須在家鄉的中介機構報名，這些中介機構與日本的監理團體類似，也由當地人脈深厚的人士創建。每送一個實習生去日本，他們每個月收入的“管理費”就會增加一筆。為了杜絕實習生在日本失聯，導致自己損失應得的管理費，一些中介機構會向實習生征收“保證金”，雙方規定：實習生在日本“實習期滿”，回國后才能贖回保證金。

跟日本合作的印度中介公司中介機構的管理費，實際上來自雇傭實習生的日本企業。實習生一旦開始上崗，企業就得按月向日本的監理團體繳納“管理費”，這筆管理費由日本的監理團體與實習生家鄉的中介機構分享。管理費的金額不定，根據數據統計，日本企業平均會為每個實習生每月繳納5萬日元左右的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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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的日語教材除了管理費，雇傭實習生的日本企業，每年還要向監理團體繳納10萬日元的“會員費”。這些錢讓企業不堪重負，最終都會轉嫁到實習生身上。

第三層：官方機構

在技能實習生制度的頂層，是日本的官方機構——“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這個機構負責實習生制度的整體管理和監督。1991年，該機構由日本厚生勞動省、法務省、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等五個政府機關聯合成立。雖然JITCO表面上是社會團體，但因為具有公家背景，實際上是官方政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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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TCO發布的實習生調查報告每年，JITCO會向監理團體和雇傭實習生的日本企業征收會費，總收益高達13億日元。作為管理方，JITCO對于雇傭實習生的企業沒有實質幫助，它們收繳的會費成了眾多企業不得不增加的成本，因此，企業對于JITCO非常不滿。

事實上，在整個技能實習生制度中，外國實習生位于最低端，他們和雇傭自己的企業一樣，根本無力改變自己的處境。通過第一層的監理團體，第二層的中介機構，以及頂層的JITCO的系統式壓迫，日本企業為了保持自己的盈利和運轉，只能將額外成本轉嫁給實習生，而實習生雖然名義上受制度“保護”，但實際上反遭制度壓榨，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他們的賬面收入與日本員工一樣，但在扣除各種“手續費”“會員費”以及雜七雜八的費用之后，拿到手的報酬寥寥無幾。

南轅北轍的實習生制度改革

日本社會由于承平日久，老百姓不愿意從事“3K”職業，愿意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往往是外國實習生，因此，當實習生因為待遇過差而紛紛離開時，日本社會響起了改善實習生制度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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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工作的環境臟亂差為了響應民間的訴求，日本官方也著手研究對策。日本外國實習生制度的弊端，其實在于層級過多，牽扯的機構太雜，各個部門疊床架屋，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耗費巨大。要改革實習制度，應該裁撤層級，減少系統復雜度，然而日本管理方的做法卻南轅北轍，不僅沒有減少層級，反而增加了一個監督部門。

日本相關部門通過了一個實習制度的擴大法案。新法案帶來兩個變化：

第一、放寬實習生可從事的行業，例如護工等；

第二、增加一個新的監督機關“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

這兩個改革措施，根本沒有觸及到實習生制度本質上的問題，反而增加了制度的運作成本，可以想象得出，因為“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的成立，勢必讓企業掏出新的管理費，實習生的收入將進一步降低。之所以造成改革南轅北轍的后果，與日本的輿論環境有關。

從事農業的實習生日本媒體習慣于將實習生遭遇的不公待遇，歸結為日本企業的“不規矩”。不斷報道實習生工作環境的惡劣，以及實習生失蹤的問題，向大眾灌輸一種必須加強企業監督的觀念，從而使公眾把注意力都聚焦在雇用企業身上，反而忽視了實習生制度的本身的問題。

另外，雇傭實習生的企業，大部分都是工作環境臟亂差的小型企業，一般是日本人不愿意從事的農業和養殖行業。新聞報道一旦曝光實習生的工作環境，很容易引起百姓的憤慨和憐憫，從而對雇傭企業口誅筆伐，所以，社會輿論并不反感新的監督機構的誕生。

反應實習生不公待遇的報紙對于實習生來說，新的監督機構或許能改善工作環境，但從長遠來看，新機構的收入來源與JITCO相同，是向雇傭實習生的企業和監理團體收取“會費”，這些會費自然還是從實習生的收入中扣除。本來應該被解決的系統式問題，最終卻復雜化了，加重了實習生受到的壓迫。不過，這個問題并非“不治之癥”，隨著日本社會的發展，實習生問題會與日本“勞動力缺乏”問題合二為一，找到最終解決方法。

日本外國實習生制度的問題根源及發展趨勢

日本的技能實習生制度，是特殊時代的衍生物。一開始，這個制度瞄準的是外國商機，為了讓日本企業順利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需要培訓一批熟悉日本技術的當地實習生，后來，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短缺和用工成本上升，又讓實習生變成了充實日本社會的生力軍。

一份實習生技能證明圍繞著實習生的引入、分配和管理，技能實習生制度形成了三個層級，分別是監理團體、中介公司和官方機構，這三個層級再結合雇傭企業，對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實習生形成了一種系統式的壓迫，使勞動者不僅損失了應得的報酬，同時也失去了工作的尊嚴。為了修正制度的缺陷，決策者又推出了新的監督機構“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這個辦法讓實習生的處境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制度呈現出的問題呢？其實，技能實習生制度既然是時代的產物，那么它所蘊含的問題，最終也將由時代來解決。

因為日本經濟發達，報酬豐厚，外國實習生愿意在日本工作，此時，日本勞動力市場是“賣方市場”，也就是說，實習生為了獲得遠比在家鄉勞動劃算的報酬，雖然與制度之間關系緊張，但仍然可以忍受系統的壓迫。

但是日本由于存在老齡化，以及人口下降等社會問題，將來勞動力的缺口會越來越大，以至于社會對外國實習生的需求，遠遠超過實習生的數量，那時候，勞動力市場將進入“買方市場”，為了挽留外國實習生，整個技能實習生制度將主動改革，以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危機。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時代解決一切麻煩，任何不公平、不公正的問題能解決時，就應當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另外，對日本社會來說，與其將來面對勞動力困境，不如未雨綢繆，現在就正視問題，早早做出合理改革。

參考資料：

《研修技能實習制度研究會中間報告書》日本厚生勞動省

《外國人技能実習制度の現狀、課題等について》日本厚生勞動省

《外國人研修技能実習事業実施狀況報告》　JITCO白皮書

《技能實習生制度：日本非熟練勞動力的蓄水池》張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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