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建鵬：區塊鏈的法律監管必須更上_區塊鏈

目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可劃分為三類場景，一是價值轉移類，如虛擬貨幣的創生及其在不同賬戶間的轉移；二是存證確權類，將信息記錄到區塊鏈上，如電子合同和版權確權；三是授權管理類，如利用智能合約控制數據訪問。此外，隨著應用需求的不斷升級，還存在多類型融合的場景。由于區塊鏈具有點對點、無國界、無主權及無特定法律責任承擔主體等特征，在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亦帶來很多風險。當前，金融相關領域區塊鏈的應用最為集中，涉及區塊鏈的法律風險也主要發生在這個方面(在其他領域，區塊鏈更多是作為一種中性的技術，用以提升經濟效率，當前所涉及的法律風險較為有限)。

鄧建鵬：資產上鏈可能和當下的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相抵觸:火幣于10月27日~10月28日正式舉辦“無限未來——2020年區塊鏈大航海時代”行業峰會暨火幣集團七周年線上峰會。中央財經大學鄧建鵬教授在主題演講中表示，資產上鏈涉及登記、存證、確權、流轉和交易五大流程，這五個過程都可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監管和法律問題，在不同層面上，其有可能和當下的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相抵觸，所以我們在推動行業資產上鏈時需要特別小心其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和監管執法風險。[2020/10/28]

首先是涉及比特幣的相關法律風險。比特幣是區塊鏈的第一個成熟的、大規模的應用，目前其市值在1600億美元左右。在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發布的部門規范中，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其內涵或外延并無明文規定或者解釋說明，立法上存在漏洞與空白。其一，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比特幣屬于法律上的財產，還是計算機信息，法院的認定存在差異。司法判決無法發揮指引作用，甚至發生同案異判等行為。其二，比特幣市場價格認定困難。當前國內理論上并無合法存在的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缺乏合理的價格參照。比特幣價格波動劇烈，執法與司法人員對涉案比特幣價格難以出具權威判斷，容易出現因比特幣價格確定困難而定罪量刑存在偏差，有損司法權威。其三，管轄權與執法方面存在困難。比特幣這種基于通證類型(Token)的資產，與傳統賬戶類資產(如銀行存款)不同。比特幣可點對點發送，輕易規避單一主權國家的金融監管。近年來，暗網非法交易逐漸使用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比特幣作為洗錢的工具。由于比特幣具有準匿名性，致使監管與追蹤違法犯罪行為較為困難。針對涉及比特幣的跨境網絡違法犯罪，其司法管轄權有待立法進一步明確。

聲音 | 鄧建鵬：用區塊鏈來治理區塊鏈，積極推動區塊鏈行業自治: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表示，引導區塊鏈安全有序發展，首先就要制定標準，界定什么樣的區塊鏈是合規的。另外,積極推進法律代碼化,“區塊鏈本身就是一些代碼，在代碼研發、編制的時候，有關部門可以出臺一些指引，要求在編制代碼時適當地把一些法律的要件或者一些要素編到代碼里面去，實現法律代碼化，以鏈制鏈，用區塊鏈來治理區塊鏈，這樣就不需要執法人員去額外地監管區塊鏈”。此外,鄧建鵬還認為，要積極推動區塊鏈行業的自治，讓行業協會來制定治理章程，在治理章程的基礎上，再考慮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法制日報）[2019/11/11]

其次是ICO相關的法律風險。ICO英文詳稱“Initial　Coin　Offering”，意即首次代幣公開銷售。ICO是區塊鏈初創公司以發行初始數字代幣為項目融資的方式，也是區塊鏈技術在眾籌融資領域中的重要應用。雖然自2017年9月以來，中國境內全面禁止ICO融資。但是，由于ICO很難得到全面有效監管，存在很多暗箱操作甚至借此傳銷的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境外ICO項目方夸大其辭，甚至完全虛構項目前景，欺詐中國公民的財產，涉嫌集資詐騙罪。

聲音 | 鄧建鵬：FATF指引是對“虛擬資產”的明確判定 中國監管當局應參考其財產性質的認定:就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發布的新指南中央財經大學法學教授鄧建鵬談到以下四點：

1. 這一指導性文件的發布說明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傾向于把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看作是有典型金融屬性的虛擬資產，認為其在恐怖主義融資和洗錢方面有相應應用，未來甚至可能擴大；

2. 這份文件以及國際范圍內的明確認定，對中國監管當局提供了很強的建議：承認它具有典型的金融屬性和金融風險，以及未來在相應立法和司法解釋中，正面承認它具有典型的財產性質。以此為基礎，在立法和司法解釋里面，應該考慮承認，在實踐中它部分具有私人貨幣、或近似國外貨幣的實質與功能。

3. 基于上述的認可或者承認，國內立法和司法解釋應及時回應，考慮做出相應修訂，一是在反恐融資和反洗錢方面將虛擬貨幣納入其中，同時對虛擬資產合法持有人的正當權益，在法律和司法上給予明確保護。

4. 這個指導性文件對于虛擬資產的正常發展和健康使用有積極作用，為各國的立法提供指南，為各國如何有效打擊相關的違法犯罪提供參考建議。[2019/6/22]

再次，區塊鏈在非金融領域的法律風險未來將逐漸呈現，需要未雨綢繆。互聯網能解決信息傳遞，但不能解決實物傳遞以及實物驗證問題。依靠區塊鏈解決各種憑證上鏈確權、檔案等傳遞或運送過程中的跟蹤、防偽、保質等，并非易事。比如當前通過區塊鏈實現司法存證，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對此已經給予認可。不過，基于區塊鏈的司法存證，只能確保數字世界的信息真實性，難以保證鏈外信息在源頭和寫入區塊鏈環節時的真實與準確。因此，對司法存證的區塊鏈，相關機構需要對接入區塊鏈的節點進行資格認證與嚴格審核，預先確保信息源頭的信譽。

聲音 | 中央財大鄧建鵬：挖礦有效利用本可能被浪費的能源 因此有益于當地經濟增長:據證券日報消息，日前，國家發改委發布《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征求意見稿)》，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列為淘汰類產業。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區塊鏈法律監管資深研究專家鄧建鵬表示，國家計劃淘汰類主要是不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按照此意見稿，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一項未列明淘汰計劃或淘汰期限，若將來生效，應屬國家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的條目。” 針對“挖礦”是否應直接被淘汰，鄧建鵬表示，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挖礦”活動，由于存在潛在風險，應及時淘汰，并嚴厲打擊“礦場主”的違法行為。此種“礦場”根據法律本來就應取締，無可厚非。 鄧建鵬稱，對于確屬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挖礦”活動，則應及時淘汰。但對于“礦場”分布在國內電力資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如水電、風電等）豐富但幾乎無法輸出的貧困地區，此活動有效利用本可能被浪費的能源，因此有益于當地經濟增長。[2019/4/12]

最后，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日漸普及，正衍生出一些新的法律風險。比如智能合約涉及的交易標的若為法律法規所禁止，則對此種代碼的編寫者如何給予法律約束?達成智能合約的民事主體，若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智能合約是否可視為民事合同?此種合約法律上是否生效?對此，均需要未來立法予以進一步明確。此外，一些涉及個人的行為數據或隱私(如醫療信息)上鏈，為防止個人隱私外泄，需要事先有完整的標準或規則指引，設定個人鏈上信息加密與授權防問機制。

最后，推動區塊鏈技術與監管技術的融合。區塊鏈對立法與監管帶來種種挑戰，需要監管者和立法者轉變固有思維。可以借助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將法律和合同條款轉化為簡單而確定的基于代碼的規則，這些規則將由底層區塊鏈網絡自動執行。未來，技術規則將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與法律規則相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可借助代碼，通過將部分法律轉換成技術規則，由底層技術框架執行，從而減少監督和持續執行的需要，降低合規和執法成本，也減少法律文本固有的不確定性。當前，區塊鏈技術距成熟尚有很大距離，監管者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形塑新規范，影響代碼規則，最后通過程序自動運行實現區塊鏈的部分內部治理，節約監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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