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何東詳解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互通性是各類數字貨幣共存和互補關鍵_數字貨幣

北京商報訊當前，業內認為，包括數字人民幣在內的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大有可為，但具體如何改變貨幣國際使用的傳統動因？又如何改善跨境支付的方式與效率？對使用國和發行國將會產生哪些宏觀金融影響？10月2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就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何東指出，目前很多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和試點項目主要集中在國內使用的場景，是否允許央行數字貨幣在國際上使用，仍是一個政策選擇和技術設計方面的問題，一些央行的實驗已經證明，使用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是可行的。

“當然，做出這樣一個政策選擇，既有好處，也有一定的成本。”何東稱，央行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發行的一種數字形式法定貨幣，體現了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成本降低優勢，如云計算和移動設備的普及。這些新發展大幅提升了個人和企業獲得以前只有金融機構才使用的支付工具的便利性。

IMF：烏克蘭沖突將推動數字金融的采用:3月31日消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烏克蘭沖突將推動數字金融的采用，涵蓋范圍從加密貨幣到穩定幣和央行數字貨幣。（英國金融時報）[2022/3/31 14:28:52]

例如，央行清算余額實時轉賬。同時，區塊鏈等分布式賬本技術實現了使用數字代幣在點對點系統上進行價值轉移，不需要再經過商業銀行這樣的中介機構進行轉賬。因此，何東認為，數字貨幣的使用，有可能改變目前以分布在全球各地、各時區的代理行和清算行關系為基礎的跨境支付格局。

“從概念上說，使用央行數字貨幣開展跨國交易的優勢非常明顯。不過，很難量化央行數字貨幣的成本優勢，從而進行凈收益分析。例如，對網絡安全和為操作風險最小化而進行的投入，可能會帶來不確定的、較高的額外成本。”何東進一步解釋道。

IMF董事總經理：加密資產和穩定幣無法與CBDC相提并論:2月14日消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董事總經理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加密資產和穩定幣無法與央行數字貨幣（CBDC）相提并論。她表示，如果CBDC的設計謹慎，它們可能會比私人形式的數字貨幣提供更大的彈性、更高的安全性、更高的可用性和更低的成本。（Bitcoin.com）[2022/2/14 9:49:59]

在何東看來，央行數字貨幣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主要取決于其設計特性，便捷、低成本、安全、有彈性、停機零容忍以及能夠離線使用等，都是央行數字貨幣應具備的理想特性。與此同時，監管和執法部門需要實施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也需要實施一定程度的匿名和隱私保護措施。

動態 | FATF將與IMF、聯合國等討論穩定幣和虛擬資產:在即將于10月13日起舉行的FATF周期間，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將與來自全球205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其他組織的代表討論有關穩定幣和虛擬資產及其相關風險的問題。FATF在官方新聞稿中透露，全球各組織將齊聚一堂討論“穩定幣”對虛擬資產監管的潛在影響，以及如何降低隨之而來的風險。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將就這一問題向G20通報情況。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將于10月18日中午12時對FATF周的討論結果進行簡報。（ambcrypto）[2019/10/13]

央行數字貨幣用于跨境支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何東介紹道，一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既可以直接用于與他國的資金往來，也可以在他國國內用于支付。此外，如果能夠確保各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的互通性以鏈接整合不同的系統，則跨境支付和跨貨幣支付的能力會大幅提升。例如，可以建立專門的走廊網絡，譬如貨幣橋，實現多個央行數字貨幣在實時相互支付的基礎上進行交易和交換，并實現在不同類型的分類賬中同步支付。

動態 | 前瑞銀、IMF高管加入USC項目運營實體Fnality:Fnality International任命了三名高管，其中兩名曾就職于瑞銀集團（UBS）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Fnality為“公用事業結算代幣”（USC）項目的運營實體，于5月由包括巴克萊（Barclays）、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瑞銀（UBS）和納斯達克（Nasdaq）在內的十多家創始股東在經過一輪5000萬英鎊的融資后成立。（The Trade）[2019/8/21]

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使用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影響取決于其接受和使用的方式與程度。何東稱，與傳統渠道的貨幣替代或“美元化”相比，如果外國發行的數字貨幣在他國被允許直接使用，因為更便利、更容易獲取，發生貨幣替代的速度可能更快、規模更大。如果使用國的經濟周期與發行國的經濟周期不同步，該國利用貨幣政策應對沖擊的能力將受限，并帶來顯著的宏觀經濟影響。

不過，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使用也可能會影響發行國貨幣政策的實施。譬如，如果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外部需求引起大量資本流動，而本國金融市場又缺乏深度和廣度，貨幣政策實施就會更復雜。因此，發行央行需要考慮央行數字貨幣跨境使用所帶來的回溢效應是否符合其國內政策目標，以及為他國擔當最后貸款人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

在金融穩定方面，何東稱，相對于局部“美元化”的經濟體所通常面臨的貨幣替代而言，外國數字貨幣直接使用而引發的貨幣替代可能會加劇貨幣錯配風險。在危機時期，使用他國數字貨幣也可能加劇國內銀行的擠兌風險，這是因為：如果向數字錢包轉賬比向境外銀行賬戶轉賬更快、更方便，那么銀行面臨的儲戶擠兌風險會上升。

“總體而言，我們的初步分析表明，數字貨幣的宏觀金融影響將取決于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方式。從量變到質變的角度而言，央行數字貨幣不會從質上改變推動貨幣國際使用的基本經濟力量，但從量上可以增強貨幣替代和貨幣國際化背后的動因。”何東直言道。

換句話說，有很多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基礎因素，如貨幣和金融政策的公信力、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決策機制的透明度等。央行數字貨幣只是其中之一。單靠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已有的國際貨幣使用格局。

因此，各國面臨的主要政策挑戰是：在實現更高效的跨境支付結算的收益的同時，需要思考如何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而要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各國央行密切合作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要在實現收益、減少風險和降低溢出效應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辦法之一是通過建立貨幣橋等方式，來促進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的互通性。

何東進一步稱，互通性非常重要，可以推動各類數字貨幣共存和互補，推進能實現自動化交易的外匯市場的發展。為了實現互通性，對央行數字貨幣新的功能和特性，需要制定相關標準，并需要各央行的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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