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亞洲版“北約”將觸動中國形成更大規模的共同體市場_數字貨幣

作者：肖磊看市

公眾號：kanshi1314

最近有很多同學在問，如何看待美日印澳可能組成的對華施壓“聯盟”，是否可以理解為二戰后美國和歐洲為了對抗蘇聯，建立的“北約”軍事同盟。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做個全面的討論，當然也僅僅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僅供閑聊使用。

我會從三個大的方面來分析，第一個是歷史的角度，分析美國所繼承的帝國運行操作手法；第二個是現實當中，美日印澳聯盟對中國的具體訴求和影響；第三個是中國該如何破局。

一

我一直認為，要看清楚當下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從歷史當中尋找答案，美國在人類發展史上，雖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但美國本身尊崇的西方歷史邏輯，是非常古老的。

由于美國建立的，是一個超大規模共同體國家，要持續維護這樣一個超大規模體系的存在，實際上僅僅擁有目前的這一套所謂的內部“民主”制度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成體系的對外戰略，這就需要“繼承”。

在西方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或者說對西方整個國家運行體系影響最深遠的，其實是古羅馬帝國模式。很多人可能會說，美國是繼承了英國的歷史文化，但如果你去研究英國的歷史，盡管英國為了標榜自己的文化獨特性，整出了很多獨有的歷史標識，但深究起來，英國歷史當中，最不能忽略的就是英國被羅馬帝國征服和統治的那段歷史，要知道羅馬統治了不列顛長達400多年，接近英國歷史的五分之一。

我舉個中國和日本的例子大家就明白這種影響有多大了，中國的唐朝，只有不到300年，而且唐朝對日本這個島國，是間接影響，除了忽必烈，中國歷史上從未主動攻打過日本，并沒有統治過日本一天，但對日本的影響，是巨大的。

通過對中國的學習，當時日本確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縣制為藍本的中央官制和國、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以均田制為藍本的“班田收授法”，形成了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體制，以及禮儀、文字、建筑、藝術等等，至今還隨處可見。

就算到了工業革命和商業文明極其發達的今天，中國古代哲學等體系，依然深刻的影響著日本的底層文化演變。比如被大家熟知的日本著名實業家、哲學家稻盛和夫主張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商業理念，都來自中國文化。

現在很多人覺得，工業革命和西方思想對日本等東亞國家的重構，已經說明中華文明早已跟不上時代了，其實我要說的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日本放棄了用中華文明思維去駕馭工業文明，才導致了缺乏“文治”約束的軍人掌管國家，沒有理解什么叫“仁義之師”，走向自我膨脹的軍國主義。

我們無法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歷史，所以我們很難理解中華文明是如何用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去維持超大規模共同體的，但它的力量一直存在，這就是為什么無論是蒙元還是滿清，都融入和繼承了中華文明的原因，因為無論誰入駐中原，如果不繼承中華文明，就難以維持大規模共同體。

同樣的，西方歷史上羅馬帝國內部的“共和體制”和統一的法律、基建、商業等邏輯，不僅影響了歐洲大陸歷史，還深刻的影響了不列顛、經濟和社會的演進。從英國到美國，這種所謂分權制衡的內部運行體系，其實很大的背景，都來自于羅馬的“共和體制”邏輯。

但我要說的是，這不足以維持更大規模的統治體系，羅馬最多的時候，統治的疆域接近70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如今的1.5個歐盟，公元二世紀晚期羅馬人口超過8000萬，當時中華帝國的人口也就7000萬左右，全球人口不到4億。

因此，無論是拿破侖、沙皇，還是希特勒，都在宣揚自己是羅馬帝國的傳承者，這種影響并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弱，因為除了羅馬帝國，西方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用來維持超大規模共同體的歷史符號和制度邏輯。

那假設羅馬帝國跟中華帝國一樣，是一種可以維持超大規模共同體的制度模式，那到底跟中華帝國的模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從羅馬持續的攻打不列顛，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羅馬維持超大規模國家的最直接的策略，就是不斷的對外擴張和侵略，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拿破侖、沙皇、希特勒等等，以及現在的美國，為什么要持續打仗擴張的原因。這跟中國的古代帝國農耕安樂和被動反擊的模式有本質的不同。

我們再回到如今的世界，美國建立的全球超大規模帝國體系，也是同樣的邏輯，如果無法對外擴張，無法尋找到可以建立軍事基地和接受美軍指揮的盟友，無法將自己的法律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美國就難以維持自己的帝國利益體系，就失去了安全感和維持內部共同體的合法性。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中美貿易爭端，美國依據的是國內法，而中國依據的是國際法，這是完全不同的邏輯，也就是說，美國對于那些無法植入自己法律的世界規則，是絕對不會遵守的，是尋求摧毀的。美國司法部可以依據一個公司，曾經在發郵件的時候，郵件公司使用了美國制造的服務器，然后對這家公司進行制裁和罰款。比如此前大家討論的，美國對華為的無限溯源式打擊，都可以理解為，如果生產華為手機的工廠用的空調是美國產的，美國都可以據此來打擊華為，這就是美國的邏輯。

然而，從國家競爭的角度來說，在維持美國建立的全球超大規模霸權體系的時候，美國發現，中國既不屬于美國的核心“統治”圈層，也不屬于外圍“親美”圈層的時候，美國就會視其為“威脅”，然后想盡一切辦法來“封堵”和“驅趕”。

這跟中國的歷史發展邏輯有根本的不同，歷史上的中華帝國，對于自身影響力無法企及的圈層，只要你不來騷擾和侵犯，實際上是特別愿意跟其交往和做貿易的，無論是張騫出塞，還是鄭和下西洋，都不是為了對“陌生”圈層的封堵和驅趕，而是貿易和邦交。否則西方也就不會把中國這種輸出叫絲綢之路了。

我可以這么說，美國對于自己沒有建立軍事基地的地方，永遠是不會放心的，也就是說，在美國沒有在中國建立軍事基地之前，跟中國的一切交往，包括商業在內，其實都是沒有安全感的。這個跟中國采取了什么社會制度沒有任何關系，但我想說的是，靠這種模式維持的全球繁榮，從歷史的角度看，是非常有限的。

現在很多人覺得是美國給世界帶來了新的歷史周期，全球經濟繁榮達到了歷史頂點，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當年蒙古帝國征服了整個亞歐大陸，然后蒙古的騎兵統治了整個亞歐大陸的商道，這使得沒有任何第三方力量可以威脅到亞歐商路，所以那個時候，全球商業的繁榮，以及互聯互通達到了歷史頂點，不亞于今天美國給全世界帶來的沖擊。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東方游記之所以觸動了歐洲，之所以刺激歐洲進入了尋找東方繁華世界的大航海時代，就是因為那個時候蒙古鐵蹄和戰刀，保護了亞歐商路的安全，使得人員和貨物的流動達到了歷史頂點。

聲音 | 肖磊：DC/EP應著眼長遠 不應限制數字貨幣本身的國際屬性:資深金融分析師肖磊今日發表公眾號文章稱，如果沒有國際市場作為支持，沒有區塊鏈最具戰略性應用的數字貨幣的支撐，中國在區塊鏈領域建立全球性影響力恐怕難度較大。所以，官方數字貨幣，雖然基于國內市場，但一定得需要著眼于長遠，不能因為存在某些金融方面的性擔憂，就限制數字貨幣本身的國際屬性。希望中國的數字貨幣早日推出，因為這不亞于紙幣的誕生或中央銀行的發明。[2019/11/22]

但蒙古帝國依靠武力保護商路的這種繁榮，僅僅持續了不到50年就結束了。如今的世界，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用航空母艦和軍事基地來維持全球秩序，那這樣的商業邏輯能持續多久呢？如果按照二戰結束來算，已經持續了快80年了。

但問題是，過去接近80年里，這種邏輯之所以成立，原因并不是美國擁有多大的軍事實力，而是美國本身擁有非常強大的商業競爭力，就像當年的蒙古帝國，剛開始的時候本身就擁有強大的商隊。但隨著自身商業競爭力的下滑，獲得的利益就不足以支撐其維持武裝力量，這個時候就會進入到惡性循環，原來用來維持世界秩序的武裝力量，就變成了敲詐勒索，甚至是搶劫的力量，而且是理直氣壯，意思是，我保護你們做生意，我維持世界秩序，你們還不給我更大的利益？還不聽我的？

現在美國要求中國給予自己更大的商業利益，要求盟友選邊站并支付更多美軍基地費用等，其實就是心態扭曲的開始，我敢肯定的說，隨著美國商業競爭力的進一步下滑，其不滿心態會越來越嚴重。現在美國通過正常的貿易，已經很難維持自己的開銷，長期的貿易逆差，如果不是美國制造了美元這個特殊的貨幣商品體系，恐怕其維持這種模式的自信會更加降低，舉動會更加變形。

為什么我一直認為中國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實力，原因就是，當美國不愿意，或者說沒有能力承擔所謂全球秩序維護者的時候，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會自動“無公害”退出，而是反過來會變成一種損害全球和各國利益的可怕力量。

我舉個例子就明白了，比如商業方面，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輸出，以及中國給全球提供5G建設等等，這明顯就是為人類的發展做貢獻，但美國就是不讓你搞，怎么辦呢，你要是偏搞呢，美國就是要阻止你搞呢？難道世界就必須按照美國的節奏發展嗎？

那我告訴大家，如果按照美國“指導”中國搞弱政府，讓利益集團互相扯皮博弈主導國家政策的邏輯，無法用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改造國土和觸動要素市場流動，只停留在沿海地區低端加工這個層面的世界分工，那我告訴大家，今天的中國至少有數億人口，還處在煤油燈和吃不飽飯的時代，看看印度、孟加拉等的電力緊缺，以及墨西哥、巴西等的貧民窟就知道了。

所以，中國國防力量的發展，本身就是用來捍衛中國正常發展權益和為人類和平發展護航的，過去很多人沒有思考明白這個問題，那是因為過去一直是美國帶動著世界發展，就算其他國家有先進的技術，也得聽美國的規劃，或者被美國收編，所以只要緊跟美國，大家都認為是緊跟先進。

但問題是，如果美國不先進了呢？而美國又不讓你先進呢？這個時候美國會把航母擺在你家門口，然后說，我就是不讓出去搞建設，我就是要讓你們等著我，等我發展起來5G了，你們再發展，你又能怎么樣？

我還可以告訴大家，中國的復興意志，本身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而不是威脅，假設中國連自己都發展不起來，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還如何為人類創造價值呢？要知道被美國當軟柿子捏了幾百年的墨西哥，確實被美國閹割得失去了復興意志，但成了全球和黑幫的主要輸出地，這對全球就有利？更搞笑的是，墨西哥發展到今天，美國自己反而認為其威脅到了自己，要靠修邊境墻來堵人家。

當然，美國確實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我們也需要明白，以前之所以認為美國就是世界的創新引領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本身壓制了全球其他可能冒頭的創新，用各種手段不讓你引領創新，美國自然就成了創新的引領者和定義者。

但在創新方面，中國不會成為下一個法國、德國或日本，關于5G我就不說了，我再舉幾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網約車，現在大家一提到網約車鼻祖，就會想到美國的Uber，甚至很多人覺得滴滴等都是模仿Uber，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2010年初周航創辦易到，這才是世界最早的網約車平臺，三個月后，身在硅谷的特拉維斯·卡拉尼克才受到啟發創立了Uber。

如果你硬要說Uber不是受到易到啟發，那還有很多例子，比如Facebook抄襲抖音，推出的短視頻平臺，這已經比抖音晚了很長時間了。就連在網絡零售方面享有史詩級聲譽的亞馬遜，也開始模仿中國的“直播帶貨”，于2019年2月推出了AmazonLive。

假設沒有足夠的發展獨立性，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來抗衡美國對商業和創新的霸權行為，很多人永遠會認為，美國企業的勝出，自己企業的失敗，就是因為美國企業比自己做得好，就是因為美國人聰明，就是因為美國有其他國家沒有的創新土壤，總之，就是自己不行，人家本身就厲害，然后開始懷疑自己的制度、文化、歷史，甚至是種族。

當然，我這里并沒有說我們的制度就不需要改進，而是如果僅僅是基于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來否定自己，接受美國的商業霸權邏輯，那不僅是對自己國家的不負責任，也是對世界商業發展的不負責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最近中國《國防法》以及說明全文公布，其中修改了第八章，關于國防動員和戰爭狀態，原來只有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脅時，國家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進行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這次加了一個條件，當“發展利益”遭受威脅時，也會啟動戰時動員。

說到這里，可能很多同學會問，那如何保證中國以后不走美國的老路呢，其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前已經回答過很多遍了，中國在做生意方面，有絕對的千年自信，所以用不著當世界警察，我們的國防一直是積極防御，只要大家在國際規則體系下公平的做生意，中國就有足夠的能力立足于世界商業體系。

只有那些隨時都準備犯規的人，對自己的歷史不自信的人，才會留有后手，就像當年的蒙古帝國，如果沒有鐵蹄和彎刀，持續做生意能做得過宋朝和阿拉伯人嗎？所以就不得不靠武力。那同樣的道理，放到現在，誰能肯定的說，如果沒有軍事霸權，正兒八經的持續做生意，美國對中國就能一直保持優勢？至少目前看，美國已經在用各種理由采取犯規操作了。在中興、華為和Tiktok等事件上，已經是明顯的流氓和搶劫行為了。

當然，大家現在覺得美國依然很牛，商業能力很強，但我也一直在說，不要站在當下來看這個問題，就像我們內地剛剛改革開放時，最羨慕的是亞洲四小龍，后來最羨慕的是日本，再后來是西歐發達國家，而現在我們在談論商業競爭的時候，似乎已經連日本和德國都很少討論了，只剩下美國了。而這一切，就發生在過去40年間，半代人而已。

聲音 | 肖磊：在數字貨幣的交易和支付市場 國家級別的競爭將不可避免:財經作家肖磊昨日發文表示，中央為什么要支持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深圳作為中國在金融市場的第三極，應該負擔起先行先試的權利和責任。他分析，未來關于數字貨幣和移動支付的機會，存在于三個方面：第一個是中國的數字貨幣，具體分為哪幾個環節，每個環節上的具體服務公司，應該具備什么條件；第二個是數字貨幣在融合進移動支付的過程中，現有的手機廠商、互聯網巨頭、區塊鏈企業、金融公司等，各自如何切入服務體系；第三個是中國的數字貨幣，對全球各類虛擬貨幣，比如比特幣等，是否會產生定價和交易影響，又如何將現有各類持續運行的市場主體企業納入其中，借力打力，從而提升中國官方數字貨幣的全球化屬性和影響力。肖磊還表示，種種跡象表明，未來金融市場，在數字貨幣領域，尤其是在數字貨幣的交易和支付市場，國家級別的競爭將不可避免。[2019/8/20]

因此，如果回歸到歷史當中，東西方文明的較量，才是中美問題的本質，美國羅馬帝國式的，用擴張戰略來解決競爭和維持大規模共同體的行為，在面對中華文明的時候，就覺得不靈了，行不通了，但如果美國依然要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勝算的歷史冒險。

二

好，我們展開第二部分的討論，說說當下關于美日印澳針對中國的聯盟。

首先我想說的是，其實美日印澳之間的關系，不是中國發展到今天才出現的，二戰后美國和日本之間就是軍事同盟，也可以說日本成了美國的軍事附屬國，而澳大利亞也一直是美國的全方位盟友，這一點并沒有因為中國的崛起而發生變化。

印度雖然跟美國沒有建立同盟關系，但美國一直在拉攏印度對付中國，早在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的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就向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連發數封緊急求援信，美國的航母也都開進了孟加拉灣，準備給印度助威，可以說只要中印產生摩擦，無論印度如何無恥，美國始終是跟印度站在一邊的。

所以，中國發展至今，本身一直就是面對著美日印澳的同盟，以及準同盟這樣一個軍事環境，中國也從來沒有對此產生過什么恐懼或不適，因為早已習慣，用不著大驚小怪。再說，如果美日印澳坐到一起開幾次會就能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那么中國可能就走不到今天了。

其次需要關注的是，美日澳印“針對”中國的目標和訴求，實際上是異常混亂的，這不僅僅是各懷鬼胎的問題，而是互相在設置“陷井”。

當年“北約”的形成，主要是針對蘇聯的，但那個時候，蘇聯實施的是計劃經濟，以及封閉的市場系統，這就導致西歐各國無法跟蘇聯產生更大的交易，沒有經濟利益的交織，利益就成了唯一的目標，雙方只能變成空對空的意識形態對抗，“北約”就成了鐵板一塊。

但現在的美日印澳，針對中國，他們的訴求都是啥呢？印度的訴求可能是要中國更加重視自己，同時妄想著借助美國等的支持，多侵占一點中國的土地，但這屬于非正義且自己都不會抱什么希望的訴求；澳大利亞的訴求可能是想讓中國人的錢繼續源源不斷的輸送到澳大利亞的礦產、房產和旅游教育等市場，但不能影響澳大利亞的任何事情，這屬于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對華人、華裔的嚴重歧視，訴求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

關于日本的訴求，其實是非常隱蔽而復雜的，需要重點來說。

日本其實是最“需要”中國威脅論的，很多人經常覺得是美國挑撥中日關系，但其實很多時候日本也同樣挑撥中美關系，因為只有中美矛盾加劇，日本的重要性和二次發展的空間才會更大，就像當年如果不是爆發觸動中國核心利益的朝鮮戰爭，美國是不會允許日本發展軍事等重型工業的。但同時，日本也非常清楚，就算突破和平憲法，真正要跟未來的中國為敵本身也是不現實的。

那日本對中國的訴求到底是什么呢？其實很簡單，就是要讓中美都重視和尊重自己，增加未來在各個領域的談判和博弈籌碼，捍衛自己的“獨立性”和爭取到更多利益，尤其是對于中國，日本最想要的就是希望中國重視日本的利益，不要忽略日本。

中國已經連續12年成為了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一直存在的經濟優勢在逐步的衰減，危機感會越來越強烈，那如何讓中國持續重視自己呢？美日印澳軍事“聯盟”可以增加日本在主權安全方面跟中國的博弈能力，中國就不得不重視日本；而經濟層面，之前奧巴馬所推的排除中國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日本是很積極的，但特朗普上臺之后直接退出，然后日本擼起袖子自己開始推，改名為CPTTP，CPTTP如果能成，屬于日本在經濟層面跟中國的博弈籌碼。

其實CPTTP對于日本來說，就類似于德國和法國領導的歐盟，可以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變得更加具有話語權。因為日本非常清楚，按照目前中國的發展速度，其經濟體量未來將不僅僅是日本的兩倍、三倍，可能是四倍、五倍，如果在經濟方面不聯合其他力量，日本科技再發達，也很難跟中國展開各類博弈。

所以，大家可以仔細去看，日本已經開始轉變策略，一方面在軍事上使勁的迎合美國跟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則更加重視跟越南、印度等國家的經濟關系，同時對中日韓區域性整合非常芥蒂，菅義偉上任后在軍事方面對中國明顯強硬，而經濟合作方面首訪就是越南，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除了軍事層面的“美日印澳”聯盟，日本未來在經濟層面會在南亞展開一系列動作。

但問題是，軍事方面美日印澳的訴求并不一致，而經濟層面日本要建立歐盟這樣的聯盟談何容易，歐盟之所以成立，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比如歐洲大陸本身內部聯系緊密，離美國較遠，就算美國通過“北約”控制了歐洲，也是非常間接的控制，歐盟的自主性更強；第二個是俄羅斯經濟力量太弱，根本不足以影響和拉動西歐經濟，同時俄羅斯是以軍事立國，西歐普遍擔憂，所以歐盟本身存在一個較大的聯合空間，歐盟的建立對每一個加入者都有利，歐盟對美國可以展開對等的經濟博弈，未來對俄羅斯可以建立統一的安全防御。

而亞洲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經濟力量越來越大，東盟各國離中國更近，而不是日本。日本無論是經濟體量，還是地理位置，都沒有優勢。

安全方面，盡管美國等持續渲染中國威脅論，但對于東盟各國來說，中國本身不存在突然的崛起，歷史上數千年來中國就是這個地區最大的經濟和、軍事等組織，但中國并未采取殖民和侵略政策，這些國家從潛意識里早就知道如何跟中國相處，而歷史上給南亞帶來災難的恰恰是日本和西方。

中國之于南亞，跟美國之于歐盟、蘇聯之于中西歐，是完全不同的歷史感受。最近菲律賓已經準備和中國聯手開發南海資源，也就是說，只要南海周邊各國想清楚了，不當美國的棋子，中國會幫助其創造更大的利益。

聲音 | 肖磊：比特幣價格突然暴漲 美國的消息 中國拉的盤:知名財經專欄作家肖磊發文稱，今日亞洲盤內，比特幣爆拉20%，直接觸及5000美元大關（很多交易場所的報價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但就其原因，目前看眾說紛紜，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由于暴漲期間美國人還在睡覺，這種拉盤，是中國式的拉盤。

這次比特幣價格的突然上漲，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比特幣持續在低位震蕩，而就在美元走強，股市等全球風險資產持續走高的背景下，比特幣依然沒有創出新低，這說明比特幣市場的持有者已經偏向于惜售，只要稍微有一些消息或需求方面的刺激，市場就會迅速增加買盤，導致價格上漲；另一方面，美國國會推出了兩項跟加密貨幣有關的法案，目的在于解決這一市場令投資者持續擔心的價格操縱問題，以及提高美國在加密貨幣這一新興行業的競爭優勢。[2019/4/2]

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日本是有機會建立亞洲經濟貿易聯盟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輻射能力還很弱，但問題在于，日本在沒有擺脫美國控制，以及徹底承認二戰錯誤之前，領導力跟經濟影響力不太可能匹配，想讓東盟等國家聽日本的，恐怕有點難。

所以，日本各種運作，或者說正在展開的新的運作，需要重視，但更應該關注其訴求，日本想要在中美之間玩好平衡，一定是在安全上不能被美國忽略，在經濟上不能被中國忽略。當然，很多人會說，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絕對的強國，怎么會被忽略呢？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印度，也是很大的國家，經濟體量僅次于日本和德國，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印度最“記恨”中國的，其實還不是雙方在邊境上面的問題，而是印度上上下下，都認為中國不“重視”印度，這是對印度最大的侮辱。印度覺得自己在中國面前，受重視的程度還不如尼泊爾，更不要說巴基斯坦了。

同樣的道理，當日本動不動就拿釣魚島說事，政客動不動就參拜一下靖國神社，而中國民眾也沒有更大反應的時候，說明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大幅下降了，中國的掌控力更大了，而不是中國更弱了。同時，也說明中國開始有意無意的“忽略”日本了，這是日本難以接受的。

其實普通人的交往也是一樣的道理，當不管你做什么，對方都視而不見，都刺激不到或影響不到對方的時候，其實就是自己最憤怒和無助的時候。所以，中日之間，日本最擔心的是反饋機制出問題，也就是說，我做了一個舉動，你應該立馬明白我的情緒，否則我就變得很無助了，就得找美國一下，不信你不重視我。

當然，中國從來也不會低估日本的實力，但我覺得這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我再舉個例子，比如大家應該知道，歐洲有個國家叫荷蘭，美國現在卡我們脖子的芯片光刻機，就是荷蘭產的，荷蘭人口只有1650萬，卻擁有超過13家的世界500強企業，殼牌石油、飛利浦、聯合利華、阿克蘇諾貝爾等都是荷蘭企業，要知道荷蘭人口跟中國的天津相當，而天津只誕生了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可這并不意味著荷蘭就擁有很強的國際地位，歐洲跟全球主要國家的各種博弈，大家也很少看到荷蘭的影子。如果是牽扯到歐洲事務，中國首先肯定是跟法國和德國商議，而不是荷蘭。

所以，日本越是要拿美國來找平衡，實際上中國就越不會把關注點放在日本身上，而日本并沒有完全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自認為，搞很多小動作，讓美國和中國同時重視，本身就是一種實力的體現，一種利益最大化的體現。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美日印澳“聯盟”，日本比美國甚至都積極，這跟當年美國推TPP的時候日本也更積極，邏輯是一樣的。

但站在美國的角度，美國自己都搞不清楚，如果日本借助中美矛盾，一旦讓日本在國防等層面更加獨立，美國還能控制住日本嗎？后果會是什么？所以美國本身既不想被日本利用，又基于自身的霸權需求很難放棄第二島鏈對中國的圍堵，所以美國需要的是日本的態度，而不是直接支持日本跟中國發生沖突。

因為日本有美國非常核心的利益，日本大部分工業和商業也都交織在美國的資本體系下，日本還是美國投資市場的第一大來源國，日本是美國經濟循環當中的關鍵節點，按照美國目前主要智庫的觀點，整個東南亞地區，只有日本這個盟友對美國是正貢獻，其他都是負貢獻，日本陷入戰爭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可能更大。

所以，在美日印澳“聯盟”當中，美國要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態度，在聲勢上和后勤上給予支持就可以了，一旦日本和澳大利亞跟中國直接沖突，其實就相當于跟美國直接干了，因此美國必須要控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節奏”，除非美國真想好了要跟中國直接發生軍事沖突，否則絕不會讓日本和澳大利亞過于激進。

另一方面，其實美國真正希望的是印度能直接跟中國干，就算印度輸了，對美國影響也不大，反而由于印度經濟遭遇重創，印度的高端人才更加可以低成本流向美國，美國會成為印度資本和人才的避風港，美國也可以更形象的宣傳中國威脅論，然后理直氣壯的增加軍費投入，并以此敲打盟友抓緊“防范”中國等。如果印度僥幸贏了，美國更加高興，因為由此就可以削弱和牽制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反正印度并沒有跟美國完全結盟，美國沒有什么道德壓力，只做支援就可以了，所以挑動中印對抗，甚至提供假情報等促使中印兩國發生激烈沖突，印度無論是輸是贏，美國都是絕對獲利的一方。

那印度會不會上當呢，我覺得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印度對所謂國家勝利的期望過高，對國土擴張的渴望比較明顯，對最近幾年自身的發展過于自信，對自己所處的環境過于樂觀，認為自己朋友很多，所以容易被美國利用。

不過我想說的是，對于中國的誤判，往往會付出比較慘痛的代價，這真不是說著玩的，我舉幾個鮮活的例子。

很多人覺得自從新冠疫情發酵之后，全球輿論市場對中國更加不利，然后這個時候只要攻擊中國，就有“民意”基礎，就能獲得一點利益，就能一舉“拿下”中國，但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假象。

就像當年的朝鮮戰爭，美國正是這樣忽悠聯合國和其他盟友的，認為中國不會出兵朝鮮，而就算出兵朝鮮，也不堪一擊，認為中國這樣的政權是不得人心的，會激發盟友團結的，結果就是，跟著美國沖在最前面的四個國家英國、土耳其、澳大利亞、加拿大平均都是千人以上的傷亡，朝鮮戰爭成為其最不愿意回憶的往事。

就像這次，就在西方一片自嗨的攻擊中國，印度更是直接動了侵略中國念頭，跟中國發生邊境沖突的時候，不僅沒占到便宜，反而由于忽視疫情控制和封殺中國企業，國內經濟遭遇重創。中國目前經濟已經實現了正增長，而按照IMF的預測，印度今年的GDP將萎縮超過10%，是所有經濟大國里面最差的一個。聽說最近印度又開始偷偷的搞招商會，還邀請了不少中國企業，何必呢？

聲音 | 肖磊：IEO的本質是發行有價證券 需要嚴格的監管體系監管:針對今日互金行業發文提醒警惕IEO一事，財經評論員肖磊表示，嚴格來說，IEO本身的屬性還是一種發行有價證券的行為，從監管的層面講，這個是需要嚴格的監管框架才能發行，所以如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IEO確實是一種不在監管框架之下的法外行為，如果是針對國內的用戶，國內是有監管責任的，但目前的問題是IEO這種發行，大部分發行主體在國外，投資者也很少用現金進行購買，而是使用了比特幣等各類數字資產，這就無法定義其是否是一種公開募資行為，如果比特幣是一種政府認可的資產，這種行為就會直接遭遇監管的追責，但目前國內對比特幣的定義和交易都還處在一個十分模糊的階段，所以IEO正是在這種灰色地帶野蠻生長起來的，類似的數字貨幣發行方式也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但如果規模擴大，參與人數增多，影響擴散較快，監管可能會有很多禁令或措施出臺。[2019/3/22]

因此，我要說的是，美日印澳無論做出什么樣的聯盟，對于中國的發展來說，沒有過于實質的意義，反而因為誤判形勢，表演過于投入，自身的損失可能是非常現實的，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亞，一個經歷的是4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萎縮，另一個則是自1930年以來最大的衰退。

至于日本，菅義偉的上臺實際上就是一次套路表演，因為菅義偉年齡已經很大，可以說菅義偉的上臺，就是日本政壇用來在特殊時期“背鍋”的，一旦在此次激進的對中國政策上獲得成功，那更好，如果失敗，就可以迅速下臺，然后再讓自民黨培養的年輕接班人河野太郎或岸田文雄上臺，重新回到安倍時代。

那我想說的是，日本如果試圖想通過對中國強硬的方式來獲得什么，無論是哪個層面都可能會落空，因為就算是美國，不僅不會給日本什么，而且還會繼續以加強保護日本的名義來收更多的保護費；中國當然也不會把熱臉貼到冷屁股上。到頭來就是兩頭都沒討好，也沒占到便宜。

那我的結論是什么呢？很簡單，自從新中國誕生之后，西方等視中國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國家，采取的所有敵對型的戰略都以失敗告終，而且對中國最激進的政客和軍事狂人，最終也都以非常狼狽的結局謝幕。

我以前說過，在朝鮮戰爭中對中國極其囂張的麥克阿瑟，最后不僅吃了敗仗，而且被美國總統給羞辱性的撤職了，可以說晚節不保。1962年，認為中國遭遇美蘇兩大陣營夾擊，印度可以從中獲利，然后進行對中國的蠶食，認為中國肯定不會還擊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在遭遇中國痛擊之后，臉面盡失，兩年后抑郁而終。而中蘇關系破裂之后，一直試圖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蘇聯，最終也解體了。

我這里不是說中國如何如何厲害，而是想說，中國漫長而從未中斷的歷史告訴今天的我們，只要中國自己不犯錯，任何企圖對中國進行非正義戰爭或其他非友好選擇的國家，注定失敗，因為對方的失敗，很大程度并不來自于中國的反擊，而是跟歷史趨勢對抗，以及戰略誤判所致。

讀過孫子兵法的同學應該會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孫臏本身實際上是反對戰爭的，所以一直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爭是不得已的選擇，而其實整個孫子兵法的核心在于，先勝而后戰。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戰爭開打之前沒有“獲勝”，那么戰爭本身就是一種冒險選擇，就很難成功。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歷史趨勢，生存能力，共同體規模，武器裝備，民族、國家凝聚力，以及可持續的戰略層面無法以絕對的優勢碾壓對手，那么就不要輕易發動戰爭，否則那就是賭博。所以，要想跟中國為敵，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喊什么口號，結交了什么盟友的問題，而是你是否做出了符合歷史趨勢的選擇，是否能在綜合實力，以及生存時間和空間上，碾壓中國。如果無法回答這這些問題，最好還是和平共處為好。

當然，說到這里，很多同學可能會問，美日印澳聯盟已經真實存在，中國不能視而不見，也不太可能對中國一點影響都沒有。

是的，這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中國如何從戰術上破局的問題，其實我前面兩個部分所說的，就是我們要從戰略上藐視對手，因為我們從戰略上有藐視他們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潛力。而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我們要從戰術上重視對手。

三

那我們如何從戰術上重視對手呢？這就要說到美國一些對中國有圖謀和野心的精英政客真正的訴求問題。

美國是一個“夢想”特別大的國家，尤其是“引領”世界近百年之后，依然把自己當做是世界的“規劃”者，在美國看來，自己的制度和法律，以及各種標準和價值觀，就是上帝的意志，應該被大家無條件接受，大家就應該按照自己的規劃來運作，歐洲應該干什么，日本應該干什么，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應該干什么，早就“分工”好了，如果不接受，就會被“封堵”和“驅趕”。

美國本來是讓中國做一做低端加工，把大部分中國人按在農業領域，天天為了填飽肚子想辦法，然后改造成跟墨西哥、巴西等一樣仰視美國，又依賴美國的國家就好了，但中國人偏不，中國人要搞全民掃盲、普及基礎教育，還要脫貧攻堅，還要搞先進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要發展核心科技，還要搞金融，還要去幫助其他國家搞建設，還要發展國防，還要持續的工業現代化，這就超出了美國的“規劃”力了，驅趕和封堵就成了最后的“應對”戰略，這就是為什么要扼殺中國的國際企業，分批次驅趕中國人員和留學生等等，還要搞美日印澳聯合封堵等的動機。

因此，關于美國目前采取的針對中國的一系列政策，實際上本質上是來自歷史文化方面的慣性，因為美國找不到有別于羅馬帝國維持超大規模帝國的方式，只有把難以征服的國家，驅趕和封堵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使其自我削弱，美國才能完全控制全球利益分配體系，才能維持大帝國的統一市場。

但問題是，美國和西方至今沒有搞明白中國內部大統一體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這到底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舉幾個例子，比如當年漢武帝為了穩固北方，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統一，阻止匈奴的進犯，把文景之治期間積攢的家業都打光了，最后發布罪己詔，也要維持整個國家的安全和戰略縱深；晚清那樣不堪的時候，左宗棠也要抬著自己的棺材去收復新疆。

再拿70多年前的中國解放戰爭，作為老大哥的蘇聯斯大林，都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渡江，跟國民黨劃江而治，否則美國一定會介入，蘇聯不想惹麻煩，但就算按照蔣介石的說法，誰敢劃江而治，誰就是歷史罪人，于是無論是英國停在長江上的艦艇，還是蘇聯的告誡，又或者是美國的虎視眈眈，都沒有阻止百萬雄師過大江。

新中國對中華文明的升級和繼承，從來就不是用來迎合西方文明或如今的美國的，而是中國要給世界提供一種既古老又新穎的發展方式，世界發展了這么多年，工業革命也已經有兩百多年了，但進入發達國家的人口還不到10億，規模性發達國家依然還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么幾個，美國和歐盟就占了8億發達人口的比例，西方的模式并沒有讓非洲走出貧困，甚至還斷定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解決吃飯問題，所以西方的模式，從利益分配和帶動全球更多人口發展的角度來說，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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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關注一下非洲埃塞俄比亞經濟的發展，以及盧旺達、肯尼亞等是如何學習中國經濟特區模式，用有效政府和經濟特區，以及重點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讓國家經濟重換發展新機的。盧旺達已經從一個發生著名大屠殺的地方，變成了現在全非洲，乃至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埃塞俄比亞等連續多年經濟增長都在10%以上。

這個時候，你要問美國對中國的訴求是什么，我認為真實的訴求應該是，一方面用“驅趕”政策，限制中國的國際化；另一方面就是用“圍堵”等外部施壓的辦法，讓中國進入內卷化，促使中國發生內亂和分裂，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本質上削弱中國。

另外，我們還需要明白，中美真正進入了大國競爭時代，目前中美關系遇到的挑戰，也僅僅是一個開始，這樣的極限競爭狀態，所持續的時間，可能會超出我們的想象，我最短的估計也可能是30年，因為中國目前GDP總量還只有美國的不到70%，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間的競爭，從第二名快趕上第一名開始，直到第二名遠遠超過第一名，或第一名把第二名直接撂倒，才有可能轉換成另一種穩定狀態，否則就一直是激烈的競爭狀態，也就是說，只有當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美國1.5倍以上，或者中國被美國按住無法再向前發展的時候，中美才會進入新的穩定關系狀態。

當然，我們并不希望這種競爭轉變為無底線的對抗，但按照西方和美國的發展邏輯，中國需要做好萬全準備。現在我們依然呼吁美國不要走美蘇對抗的老路，但要清楚的是，在美蘇對抗之前，西歐當中，追求均勢的大國英法、德法、英德之間，也都存在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競爭和對抗，中美之間無論如何親近交融，恐怕跟當年的德法、英法、法德還是沒法比的。

所以，破解美日印澳聯盟的問題，根本就不是簡單的外交等層面的問題，而是長遠的內部發展的問題，打持久戰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持續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問題。

那從宏觀層面來說，中國如何持續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呢，其實我的辦法很老套，可以匯聚成一句話，就是進一步打造中國大規模共同體市場。

當我們更進一步的打造內部統一市場體系，其實就是對美日印澳聯盟最大的回擊，因為如果中國市場進一步壯大，中國的外溢性影響力就更大，基礎就更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得到的副產品就是“民富”和“兵強”，對手期望的從內部瓦解和外部攻破的策略都會失敗。

那到底如何進一步的打造大規模統一市場呢？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升級對國土的改造。當然，中國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但隨著中國民間力量的壯大，科技和人文等領域的下沉，以及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中國已經有了依靠規模慣性來發展的能力。

大家可能還不太明白，比如手機這個產品，中國政府這個層面，已經不再需要做什么政策扶持，中國相關企業就能做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科技研發方面，除了卡脖子項目，其他的也都不需要國家做什么具體的指導，社會和企業都會做出最優和最具競爭力的選擇，比如無人機、移動支付等等，其實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

中國真正需要用進一步靠規劃來提升的，依然是基礎設施建設。也就說，怎么造比蘋果好用的手機，怎么造日本式的馬桶蓋，不是政府需要關注的事情，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推動5G的普及，以及如何讓更多的農村地區坐上馬桶。

現在很多人對持續開發中西部，以及邊遠地區依然還有非常大的誤解，甚至一些專業研究人士也在反對東南沿海一些淘汰產業向內地的遷移，認為東南沿海的一些淘汰產業，就應該按照市場自由選擇，遷移到東南亞甚至是非洲等地，不應該再遷移到內地，中國應該做制造業等的升級，不能把低端、高污染的產業都留在國內。

這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美國就不太可能出現今天的制造業空心化問題，美國社會的分裂就不會加劇。美國當年就是因為把低端制造業都遷出了本國，才有了今天大量工人失業，各地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種族歧視加劇等的情況，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丟掉了制造業工作的白人。

那東南沿海制造業向內地的轉移，為什么難呢，這里并不是中西部地區沒有競爭力，條件不好，或者說不適合發展制造業，而是此前受到了歷史大周期限制，以及我們的開發力度還遠遠不夠。

我首先說一下歷史周期的問題，假設這個世界的消費需求依然由美國主導，那么美國作為一個遠離亞歐大陸的島國，大家要把貨物輸送到美國，就必須得依靠海洋，沿海港口城市的優勢就變得十分明顯。但盡管這個現像依然存在，問題是中國將逐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

如果大家還不明白我說的是什么意思，那我再給大家一個數據，比如20年前，歐洲的經濟老大德國和亞洲的經濟老大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都是美國，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也是美國，而現在呢，日本和德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都是中國，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則變成了東盟。

當然，海洋依然是非常廉價便捷的運輸通道，但陸地運輸的優勢也是不可替代的，人類對陸地有天然的安全感，凡是能夠在陸地上發展的，人們自然不會選擇海洋。我這里不是說海洋經濟不重要，中國依然需要發展海洋經濟，而且要向更遠洋的地方發展。我的意思是，隨著全球貿易核心的轉變，原來單一的經濟通道已經變成多通道形式了。

這就好比說，當德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的時候，德國和美國之間想形成互聯互通，只能靠港口，但當德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變成中國的時候，那么德國跟中國之間的互聯互通選擇，就多了一個“中歐班列”，這個時候你是從西安或重慶運貨到德國方便呢，還是從廣州或上海運貨到德國更方便？很顯然是西安和重慶。

再比如，目前東盟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就在這兩天，中國和泰國簽署了中泰鐵路建設合同，以后火車從昆明就可以直達老撾和泰國，中泰鐵路中國至老撾段已經進入了鋪軌階段，這條鐵路最終將從泰國修到柬埔寨和新加坡。而越南、緬甸，甚至是印度洋邊的印度、巴基斯坦等，跟中國都是直接接壤的，一旦陸路通道徹底打通，陸路經濟優勢會更加明顯。

因此，我們未來經歷的，將是一個新的周期，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實體消費市場，同時成為諸多亞歐大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亞歐大陸，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將成為全球經濟最繁忙的地區，這個時候，中國的中西部和西南地區，將不再是內陸地區，而是新的樞紐。

但問題是，限制這一樞紐發揮更大作用的，正是我們改造國土的能力依然欠佳，我們跟巴基斯坦都鐵了這么多年了，依然無法修通一條鐵路，我們跟越南、緬甸、印度、孟加拉等等的很多貿易，依然還在依靠海運，要知道云南和廣西等跟這些國家可是陸地鄰居。

當然，你肯定會說，難道你不知道什么是喀喇昆侖山脈嗎？難道你不知道什么是橫斷山脈嗎？難道你不知道什么是青藏高原嗎？如果打通這些通道那么簡單，還用你說？其實這正是我要回答的，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們的需求和空間還非常的大，我們需要的是合理的規劃和借助工業力量的創新建設，以及基于構建大統一市場的勇氣和決心。

在青藏鐵路沒有通車之前，沒有人會相信中國能在那樣的地方跑上鐵路。我告訴大家一個數據，青藏鐵路自2006年全線開通運營以來，累計運送旅客2.53億人次、貨物6.44億噸，大家知道這個數據意味著什么嗎？平均下來，青藏鐵路的年運輸量接近5000萬噸，對比來看，溫州港、杭州運河港區目前的年吞吐量也就4000萬噸。青藏鐵路運送的旅客年平均下來相當于天津或鄭州機場的年旅客運送量。

要知道青藏鐵路當年就是我們西部大開發的標志性工程之一，也正是由于國家在西藏等地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入，這些偏遠地區才得到了快速發展，就拿青藏鐵路通車的2006年算起，西藏GDP已經從當年的249億元，增長到了去年的1697億元，增長了接近7倍，年均增長達到了10%。西藏2019全年接待游客超4000萬人次，是2006年的20倍，西藏2019年旅游收入560億元，是2006年的接近30倍。

關于中西部等地區基建問題的案例我就不說了，我再給大家舉一個京津冀地區的例子，比如當年為了舉辦奧運會等，首鋼搬遷至河北曹妃甸，難度還是很大的，數萬北京人要一同遷入距離北京一百多公里渤海港區，假設那個時候有直通曹妃甸的高鐵，恐怕大家也就不會有太大的糾結。要知道直到搬遷8年后的2018年，曹妃甸才有了通往北京的動車。

這次京津冀協同發展，首先提出的就是交通先行，要打造軌道上的京津冀，雄安新區還在建設當中，但北京至雄安的高鐵今年年底就通了，北京第二機場大興，就建在跟河北交界的地方，也已經開始使用，而已經遷出北京老城區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通州，最大規模的建設規劃，也是地鐵和副中心交通樞紐。

我說這個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就連首都周邊地區的開發和協同發展，以及產業的疏解，也需要交通先行，因為原來的交通體系遠遠不夠，那如果在中西部地區，就更不要說了，無法建立便捷的交通體系，東南沿海產業的疏解和轉移，難度就會急劇增大。

當然，中國內地到底有多大的潛力，很多人依然是不清楚的，我可以這樣說，我們遠遠低估了中國的規模，所以覺得中西部地區好像人煙稀少，經濟也差很多，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我舉個例子，比如我們把內蒙、黑龍江、山西、陜西、寧夏、甘肅、新疆、西藏、青海這幾個中國最北邊的省和自治區加起來，其GDP就已經跟俄羅斯相當了，這里面有糧食大省黑龍江，有礦產資源豐富的內蒙、新疆等，有軍工等工業產值也很不錯的陜西、甘肅、山西等，而這幾個地方加起來的人口數量，是俄羅斯的1.4倍。值不值得開發呢？

這里面，僅青海的人口，就相當于歐洲丹麥或瑞士等人口，僅僅從旅游的角度，青海可開發的地方難道就比丹麥和瑞士等少嗎？

除了以上九個省和自治區，我再給大家算個數字，比如吉林、遼寧、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北、天津、北京、河南，這幾個省市加起來的GDP已經跟日本相當，而人口是日本的4倍，這些省市里面，除了京津冀，其他我都選的都是內陸省，京津冀加上遼寧組成的渤海灣區，未來是可以跟東京、經濟和金融大灣區相比較的。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發展起來后，我覺得會出現不差于大版和名古屋一樣的都市圈。難道也不值得持續開發？

請注意，以上我關于中國北部地區和中部內陸加京津冀跟俄羅斯和日本的比較，其實并沒有把珠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算進去，也就是說中國GDP排名前四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我都沒有算，上海也沒有算進去，另外也沒有算成渝地區，如果這些地區再加上福建、貴州、云南、海南島，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還會出現一個GDP規模超過8萬億美元，人口超過8億的經濟規模地區。在發展高科技服務業等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美歐扳扳手腕呢？

那中國要進一步升級，到底還差什么呢？其實依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比如我們盡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成了珠港澳大橋等，但比美國舊金山灣區的金門大橋等晚了超過80年，我們的渤海隧道，以及瓊海隧道等，都還處在勘探階段，但日本早在30年前就用超過12年的時間挖通了長達54公里的青函隧道，把本州島和北海道島連接了起來。要知道日本對北海道的開發，持續了超過100年，最終把一個人口不到5萬的寒冷蠻荒之地，開發成了如今人口接近600萬的世界旅游勝地。

如果再比較一下日本東京灣區的軌道交通輻射能力，京津冀一體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停留在力求打破各自的一畝三分地這個階段。所以，盡管我們在基礎設施領域做了很多事情，但還遠遠不夠，因為我們還不能叫做超越式發展，依然還是一種追趕。

再比如，占據中國歷史半壁江山的關中平原，曾經是世界最繁榮的地方，擁有世界最大的城市，而且持續了數千年，但如今，限制西安、咸陽等人口聚集，以及工業發展和吸引制造業等投資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缺水。

為了解決關中平原的缺水問題，國家批準建設了引漢濟渭工程，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工程直接打穿秦嶺，隧道長度超過98公里，把漢江的水引入渭河，可以解決未來西安地區至少三十年的缺水難題。要知道世界上最長的地鐵上海11號線，不過也82公里。但引漢濟渭工程依然還處在建設階段。

當然，很多人肯定還不理解這種建設意味著什么，我舉個日本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日本經濟和科技的爆發，但真正這一輪日本經濟和科技的爆發，實際上本身依然基于兩個最基礎的因素，一個是朝鮮戰爭期間重新發展起來的重工業，以及60年代日本政府全力推動的對日本國土的改造。只是由于日本國土面積太小，后來形成了各種利益的爭奪和牽絆，并沒有進一步將基礎設施建設升級，如果按照當年田中角榮的方案，日本經濟的基數肯定不是今天的水平。

那我就說一下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論》的一些計劃，要知道田中角榮可不是無名之輩，70年代任職過日本首相，完成了對中國的訪問，推動了日本跟中國的建交，并跟臺灣斷交。后來因為其建設日本的計劃，以及跟中國關系，觸動了美國和國內財閥的利益，被美國洛克希德公司陷害，最后被捕。

田中角榮在《日本列島改造論》一書中，提出“國土維新”的口號，主張通過工業布局的大規模調整，以解決人口疏密懸殊和公害污染問題，按照“和平與福利”的原則引導公共投資，從追求發展型轉向運用發展型，使日本出現新的經濟高速增長。

其改造的具體辦法主要包括：1、以高速交通網將日本列島結成一個以東京為中心的整體，擴大、興建高速公路和新干線。2、主張工廠遠離大城市，鼓勵支持地方興辦工業。3、整頓地方生活環境，培養“中堅城市”，以穩定地方人口。

田中的計劃，意在解決大城市人口過剩與地方鄉村人口稀疏的“過密”和“過疏”的問題。日本內閣會議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了《土地對策綱要》和《國土綜合開發法案》，并制定了具有“列島改造”特色的1973年度大型財政預算，開始了實施第七次道路整頓五年計劃，農村綜合整備事業五年計劃。

按照我的研究和分析，正是由于田中角榮計劃的失敗，才導致了后來日本資源過于集中，制造業無法有效向外圍疏解，城市土地過于稀缺，企業等投資資金進入了過度的炒樓時代，而后泡沫破裂，資金出逃至美國等，被美國完美收割。

要知道日本早在1964年就建成了新干線，如果在上個世紀70年代，持續進行全島的基建升級，日本不僅會擁有更具競爭力的基建實力和經濟基數，還會持續提升裝備制造的競爭力，不至于現在在全球諸多工程領域，無法跟中國競爭。

所以，我還想說的是，中國東南沿海制造業的內遷，并不會影響其經濟的發展和升級，我們絕不能站在當下來看問題。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把大量的制造業等遷出了北京，落戶在了河北、天津等地，那這影響北京的發展了嗎？其實并沒有了，其GDP增長依然超過了6%，北京金融業產值再創新高，更多資源騰出來給了旅游、互聯網科技、教育等等產業，使得這些產業依然蓬勃發展，而且已經定位發展高端服務業，在這個過程當中，包括河北天津在內，大家都是收益的。

再比如上海，其實地方很小，很多制造業自然的就疏解到了蘇錫常和昆山等地，但這影響了上海的發展嗎？沒有。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未來上海周邊，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都會逐步的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轉變，因為知識密集、人口聚集、土地稀缺、高學歷人才和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這種背景下，發展一般的制造業實際上非常不劃算的，而更應該讓土地變成高附加值的住宅、學校、研究院、博物館、寫字樓、創業街、機場高鐵樞紐、港口服務等等。

看看美國的紐約大灣區和舊金山大灣區，美國寧愿把普通的制造業轉移到其他國家，也不會在這樣的地方搞，因為這樣的地方應該騰出來搞附加值更高的服務業。

那未來中國最理想的制造業應該在哪里呢？我個人覺得應該在長江中上游和黃河流域，以及渤海灣地區，這就好比美國制造業和經濟最輝煌的時候，制造業是在中北部的五大湖地區，然后五大湖地區的制造業，支撐了對全球的生產，然后給處在東海岸，面對歐洲的紐約大灣區，以及處在西海岸，面對亞洲的洛杉磯、舊金山大灣區形成了巨大的支撐，使得這兩個區域可以完全投入到研發和服務業的競爭。

我甚至覺得，在深圳這樣的地方，給國內國際人才蓋住宅的價值，都比建設一個普通工廠的價值要大很多。因為一個普通的工廠縱然能解決一些出口問題，縱然能增加一些稅收，縱然能解決一些就業，但另一方面擠占了用來吸引高端人才的住宅、教育等土地資源。如果深圳抓住每一個機會不放，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層面的整體損失，因為服務業人才無法呆在深圳，很大的可能就去其他國家了，而普通制造業不在深圳，完全可以落戶到內地。

中國類似深圳一樣的地方，現在應該想的是，同樣是一塊土地，到底是給一個擁有諸多專利的科學家蓋一個大別墅，還是拉來一個制造鞋子的工廠，跟內地爭普通制造業生意。請注意，我只是舉個例子，但這個問題想不明白，其實就很麻煩。

現在還有一種說法是，要把北京的大學等教育給疏解出去，弄到郊區甚至其他地方，這個想法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北京完全可以沒有制造業，但不能沒有教育，原因很簡單，大家去看看美國的名校都在哪？前五大名校可以說都在紐約周邊，在美國東北角從馬薩諸塞到佛吉尼亞那么一點點的地方，聚集了美國60%以上的教育資源，美國為什么不去疏解？中國未來要應對全球教育領域競爭的問題，北京的大學教育資源如果再跟天津聯合起來，未來組成的將是世界級的競爭力。

大學教育不是小學和初高中教育，大學會因為搬遷而失去競爭力，因為大學的目的就是參與經濟和社會競爭，大學是一個人走向社會的最后步，是完全自由的職業夢想選擇，而不是基礎教育的就近入學。

我的理解是，大學不僅應該占據城市的最核心位置，而且應該跟整個城市融為一體，有興趣的同學去看看美國紐約大學，是如何迅速成長起來的，很多原來比紐約大學牛很多的大學，都被紐約大學給遠遠的甩在后面了，原因就是那些大學校址在郊區。道理很簡單，紐約大學由于在城市核心區，可以應聘到更牛的老師，可以讓學生足不出戶接觸到更前沿的商業和科技、講座等等。

大家知道嗎？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深圳的分校，錄取分數竟然比本部要高很多，為什么？原因就是分校在深圳，而本部在哈爾濱。當然，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研究型和職能型并重，所以在中西部等地區，可以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以支撐制造業的轉移，而對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可以加大研究型大學的投入，以支撐未來全球更大的服務業的競爭。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是1.5萬億人民幣，服務業進口總額5.4萬億人民幣，是芯片進口額的接近3倍，原油進口額的接近4倍，為什么我們沒有考慮過服務貿易方面國外卡我們的脖子呢？原因就是服務業太抽象，人家卡了你脖子，你都感覺不出來，但損失已經實實在在的存在。比如教育，卡你脖子，你很難一下子感覺到。

所以，要想在長三角、珠三角、北京等建立更長遠的經濟競爭模型，必須要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才能賺更高的附加值，而服務業的發展，對土地規劃，以及產業政策的需求，跟制造業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現在最發達的上海和深圳，依然還是制造業思維。

只有讓內地接過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的制造業，這些地方才能有更大的資源展開在服務業領域的競爭，而中國內地廣闊的縱深和人口資源，是完全可以接得住的，現在最大的問題依然是基礎設施領域的制約，如果深圳去湖南湖北，跟深圳去東莞一樣方便，把工廠放在湖南湖北就沒有什么顧慮了。

中國跟美國的發展不同，美國制造業的遷出，有不得已的成分，因為美國的制造業國內市場占比不是很高，而美國又是一個島國，需要更多的跟亞歐大陸交織，否則就會走向孤立，所以為了競爭和國際戰略考慮，只能把諸多制造業搬遷到亞歐大陸這個市場來就近生產。

但中國不同，中國內需占比非常大，就連華為這樣的公司，60%的市場也都在國內，供應鏈在國內轉移本身是有優勢的。另一方面，世界已經進入了新的周期，世界最繁忙的商業通道，將不再是由太平洋或大西洋獨霸，而是被亞歐大陸持續分流，至少亞歐大陸貿易將是未來最重要的一極，中國樞紐的重心，本身就被這一歷史局勢推著向內陸轉移，東南沿海產業向內陸的轉移，本身是符合歷史趨勢的。

這就好比說，中國當年跟蘇聯關系最好，跟蘇聯的貿易占大多數，所以離蘇聯遠東工業基地最近的東北成了中國經濟和制造業最發達的地方，后來中國跟北美、非洲等地區的貿易占大多數，所以帶動了長三角、珠三角，而未來跟東南亞，以及亞歐大陸至歐洲的貿易會急速增長，那么中國經濟的重心，也會向西北、西南內陸傾斜，如果建設、開發好了，這就是中國減少南北不平衡、縮小東西差距，以及形成更加大規模統一市場，徹底突破美國圍堵的歷史機會。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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