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 5 個概念 一文弄明白 DAO_DAO

深入研究“什么是DAO ”的問題，并提出5個不同的概念視角，使我們能夠更有效的用于對現有組織機構的協調和研究。

01 作為組織集體的DAO

DAO作為一種多代理系統，具有相互關聯的決策實例，其中代理將決策歸為一個集體實體（DAO)），用來聲明、陳述和引用（即言語行為）實體是什么或能做什么。

02 作為實體的DAO

在特定的時間點，其代理（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相互交流的過程表示。

03?作為進程的DAO

DAO是一個集體的不斷變化和進化的進程（朝著特定的目標，并受特定的文化或精神的影響）。

04?作為交流的DAO

DAO作為DAO代理之間的交流活動（人類和計算機語言）。

05?作為精神系統的DAO

DAO 作為一種新興的復雜自適應系統，被（重新）創建為一種社會思潮，并形成一種精神文化系統。

將上述的5種概念與150多名參與“DAO是什么”提案的投票者的結論相結合，我們提出以下定義：

DAO是一個表現出有組織性的集體，通過活動交流和過程表達促進發展，并由獨特的價值觀來塑造。

去中心化的權力：沒有單一的權力來源

自主：自我主宰，不受外部強制力的約束

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愿景或一套正在為之努力實現的價值觀

一個由去中心化投票機制控制的共享金庫

關于討論DAO基礎概念前的一些建議

在討論“是什么”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為什么”。

簡單地說，去中心化自主組織（簡稱DAO）正在改變組織的定義和思考方式。最近，DAO在福布斯文章（福布斯，2022）、世界經濟論壇（WEF議程，2022）中幾乎都占據了中心位置，最有名的是在最近的蘇富比拍賣會（BBC新聞，2021）上，一個DAO籌集了近5000萬美元，并用來試圖購買美國憲法的副本。

但是縱觀這些文章，對于什么是DAO并沒有普遍認同的定義。其中一些定義的例子例如：

“沒有集中領導權的成員所擁有的社區。一個與互聯網上的陌生人合作的安全方式。一個為特定事業投入資金的安全場所。” - Ethereum.org

“利用自動化和眾包進行決策的集體”——《經濟學人》

“一個尋求復制傳統組織的決策活動的實體，卻沒有傳統組織的結構和成本” - 福布斯

“一個擁有共享銀行賬戶的社區”- Huling (2021)

這些定義說明了一個共同的問題。DAO已經成為一種模因（meme），并被用來描述一切。

在探索這個概念時，我們需要敢于不怕困難的勇氣，以及能直奔問題主因的能力，直接解決通用定義可以提供的實用性與 DAO 的各種隱喻所帶來豐富性之間的矛盾關系。

雖然對“如何設計DAO”的不同觀點的探索可以涵蓋更廣泛的分析視角（如法律、經濟等），但我們的研究重點是闡明DAO的終極目的（目標、目的、實現），這樣我們就可以提供一個可建立的基礎概念。

DAO從歷史上的社會運動和組織中繼承了豐富的敘事。組織理論家 Samer Hassan 和 Primavera De Filippi（在他們關于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的論文中）指出了關于 DAO 之前的去中心化組織的大量參考資料（Shubik，1962；Beckhard，1966；Freeland & Baker，1975）。

更廣泛地說，與DAO相關的多種想法已經出現在之前的敘事中，正如Nathan Scheinder（2014）所指出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去中心化和自治運動的沖動一直貫穿著整個社會運動中”。

以上敘述的一些與 DAO相關的關鍵示例是：

合作社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自1769年記錄以來）：所有權在勞動力提供者之間分配并由多利益相關者治理（與完全由股東治理相反）。

零工經濟和平臺化（早在1905年由爵士音樂家引用，1995年起通過互聯網傳播）：流動的合同實踐、內部市場，以及專注于促進其他參與者參與的（數字）平臺。

自我管理和藍綠色組織（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文獻記載）：自主團隊、網絡化組織結構、整體性、自我管理和進化目的。

數字化和流程自動化：消除繁瑣或重復的任務，使用軟件來促進流程。

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賽博朋克和反資本主義運動（與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有關，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已經提到）：自我管理和自治，對外部暴力和控制（特別是國家）的反抗。

最早提到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可能要歸功于計算機科學家W.Dilger（1997年），他描述了物聯網（IoT）環境中的一個多代理系統。然而，Dilger的框架與后來的定義又有所不同，因為它完全是以通過數字信號相互作用的非人類代理為中心。

DAO的現代用法有很強的人類元素，因為它描述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協調。Hassan和De Fillipe（2021年）提到了DAO的這種人類協調方面。他們認為，DAO的現代意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去中心化自治公司（DAC）的概念。

“DAC概念主要是由早期的加密貨幣愛好者在網上論壇和聊天中非正式地使用，交替使用 ‘去中心化’和 ‘分布式 ’自治公司。直到2013年，這個詞才被更廣泛地采用，并在各種網站上公開討論（D. Larimer, 2013a; D. Larimer, 2013b）。”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金融科技公司Qenta將通過 SPAC 合并上市:11月10日消息，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一份文件，使用區塊鏈技術追蹤貴金屬的金融科技公司 Qenta 將在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Blockchain Coinvestors Acquisition Corp 合并后在納斯達克上市。交易預計將于 2023 年上半年完成，一旦完成，合并后的公司的初始市值將約為 9.04 億美元。

Qenta 還從盧森堡投資公司 GEM Global Yield 獲得了 1.8 億美元的資金。GEM 將為 Qenta 提供為期 48 個月的股票認購服務。Qenta 已經從貴金屬進軍數字資產領域，它專注于數字化交易，同時通過區塊鏈技術提供出處、托管和所有權跟蹤。[2022/11/10 12:45:40]

此外，在《DAO的前史》中，Kei認為，到2014年，DAO被描述為 “一個資本化的組織，其中軟件協議告知其運作，將自動化置于中心，人類置于邊緣”。然后Kei進一步補充說，“當DAO從理論變成實驗時，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將DAO一詞重新規劃為表示‘不可阻擋的’，或抗審查的企業”。

不可阻擋或抗審查的特質持續定義了第一代DAO，其中第一個是The DAO--一個籌集了1.5億美元的投資組織（DuPont 2017）。

從這一刻開始，該行業就開始面臨著爆炸性的增長，并且越來越多樣化，包括現在出現的DeFI、NFT和其他垂直行業。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涌入這個領域，新的組織開始出現，如何定義DAO的問題也成倍增加。

DAO已經發展到包含了大量的實體，因此需要有了一個定義范圍。然而，有一種勢頭將所有這些變化置于同一個保護傘下，即DAO這個詞。我們的目標是為了連接理論和實踐，為研究和運營DAO提供一個概念基礎和有意義的定義。

我們對DAO與尋求滿足特定需求和愿望的（自治）代理之間的協調進行了更廣泛的探索。形式上，我們使用以下定義：

01?協調

“管理活動之間的依賴關系”

Malone and Crowstone (1994, p. 90)

02智能體

“一個位于環境內部的系統，它是環境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能感知環境并對其采取行動”。例如，人、人工智能或動物。

Franklin, S., Graesser, A. (1997)

在和經濟的交叉點，在資本主義類型或品種的框架下，不同的安排已經被確定為 “解決公司與其金融家、雇員、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協調問題”。

按照這一思路，Schneider, B.（2013）確立了4種理想化的協調形式

層次結構：基于命令的協調

網絡：基于信任的協調

協調：基于協商的協調

自由主義：基于市場的協調

雖然這些都是理想化的概念，但它們很少孤立存在，不同的機構以不同的組合和比例使用它們。

有關組織研究的文獻涵蓋了網絡化組織、傳統等級制組織、零工經濟（市場）組織和自我管理組織等，以及使用上述協調安排的不同組合的其他標簽。

DAO繼承了這一歷史，但正如其名稱所暗示的，被描述為一種獨特的組織類型，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ecentralised Autonomous Organisations）。

面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做法。

以研究DAO的獨特性為主張，用來評估DAO是否確實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利用新的協調機制或以新的方式利用它們）。

研究在概念上可以有哪些相似之處，以利用組織研究文獻中的現有理論基礎，幫助我們理解DAO。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DAO的研究將可能涵蓋這兩種方法。我們將專注于第二種方法（連接概念工具以更好地理解DAO），并將在以后進一步研究DAO和其他組織之間的理論分歧。

為了建立相似之處的橋梁更方便理解，我們從組織的正式定義開始。

Puranam, P.等人（2014）在多個組織的定義中確定了以下一致的特征：

一個多智能體系統

可識別的邊界

系統級目標（目的）

有能組成的代理人，并有努力做出貢獻的愿望

從傳統組織的角度來看，DAO本質上是有問題的，因為組織“如果不參考可行的身份和邊界，就根本無法想象”（March和Simon，1958年，由Schreyogg和Sydow引用，2010年，第1253頁）。但在DAO中，邊界是模糊的，最近DAO營活動的兩位參與者之間的對話就是一個例子。

A君：“你的DAO里有多少人？”

B君："嗯...... "

[兩個參與者都笑了] 。

B君：“很難說，但也許核心是8-12人，然后可能是20-30人”

流動的成員資格和流動的貢獻程度導致了成員資格的模式化、主觀化，而不是清晰可辨的界限。這就產生了DAO是不斷變化，不斷改變的形象。

此外，系統層面的目標可能也不那么容易被識別（或故意不定義），讓人覺得組織正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并且有些組織成員可能是匿名或假名的，他們可能會惡意影響為共同目標做出貢獻的概念（例如潛伏者或惡意行為者）。

Swerve多簽名持有者投票通過 三位社區成員當選:10月2日，穩定幣兌換平臺Curve分叉項目Swerve官方發推表示， SIP-9 T5提議已正式通過社區投票。其中，SF、Lex Moskovski和Ivan Martinez三位社區成員當選多簽持有者。至此，加上此前已經選出FTX創始人Sam Bankman-Fried等四位外部多簽名持有者，Swerve財政部將總共有7名多簽名持有者。[2020/10/2]

對比組織的經典定義和DAO的描述，DAO似乎偏離了這個模式，因為它們有不穩定的邊界，并不總是有系統級的目標，而且可能有成員積極地與系統級的目標作對，并且在設計上可以繼續作為該組織成員存在。因此，嚴格來說，試圖將DAO納入傳統的組織定義中確實是個問題。

幸運的是，組織的定義在研究其他社會集體時也被證明是有問題的（例如，黑客集體匿名者是一個組織嗎?），這導致了Ahrne和Brunsson（2011）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組織性——比傳統的組織或非組織的二元分類更漸進的分化。

“組織性取決于社會集體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構成組織的最低標準（另見Ahrne和Brunsson, 2011）。

我們的組織性概念借鑒了社會集體的“組織性”這一理念，這一理念基于三個標準：

首先，它們具有相互關聯的決策實例的特點（Ahrne和Brunsson, 2011）；

其次，這些決策實例歸因于集體實體或行動者（King等人，2010）；

第三，集體身份是通過言語行為來實現的，這些言語行為旨在描述實體或行動者是什么或做什么（“身份聲明”;參見Bartel和Dutton, 2001）。

這一概念化強調了集體身份的形成（見Gioia等人，2013；Hardy等人，2005；Schultz和Hernes，2013）是組織性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特別是（但不只是）在流動的社會安排中"。L. Dobusch和D. Schoeneborn (2015)

利用組織性，我們可以輕松地應用這三個標準來細化對DAO的定義，并將它們與沒有決策實例的社交媒體中的團體或社區區分開來。貢獻者在DAO相互連接和溝通是用來進行協調行動。組織性的定義也提到了集體認同的概念。這個集體認同是可預見的在理想DAO中的體現。

從概念上說，我們得出的結論是，DAO是表現出組織性的社會集體。

DAO注入了特定的理想在他們的名字（例如,去中心化、自治）和相關的值（如無許可、無需信任、透明等等）。這些理想不是固定的，但每個DAO都有相同的理想。? 不僅如此，還存在一個更大的理想集合，每一個DAO都在努力的鑒于個人對這些理想的解釋以及對理想生活的愿望，按照這個更大的列表中的理想子集來生活。

這些理想和價值觀決定了DAO成員如何協調他們的行動，如何定義目標，以及激勵（或不激勵）什么。例如，在DAO中，任務通常不是由一小部分代理（即領導者和管理者）分配的，而是由貢獻者（選擇加入）自行分配的。

總而言之，有一套思想和價值觀來限定DAO。在某些情況下，對這些特質的追求和激活成為DAO的明確目標，如RnDAO、Aragon（如他們的宣言中所述）等。

由于這些DAO特征（思想和價值觀）的文化意義，我們把它們稱為“精神”。

精神

“一種文化、時代或社區的特色精神，表現在其態度和愿望上”——斯皮克和拉夫羅爾（2002）

需要注意的是，共同的精神有助于共同的身份認同，反過來又有助于組織。

這幫助我們擴展了DAO的框架，包括以下兩方面：

DAO作為具有一定組織性的集體

DAO是一種對精神的追求

然而，在我們深入DAO的具體精神之前，我們必須彌合一個進一步的悖論：當我們談論DAO的這些特質時，我們談論的是不間斷的追求，而不僅僅是靜態的現實。我們如何解決這個關于時間組件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使DAO和社區設計師和戰略家能夠利用和應用我們的研究成果。因此，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能夠在特定的時間點描述一個DAO，并將其與其他DAO（或過去或未來的相同DAO）進行比較。總之，我們需要有能在特定的時間點斷言“DAO是什么”的能力。

DAO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真正活躍起來，但它們也在不斷地改變和（重新）發明自己。許多“DAO”深受漸進去中心化思想的影響，它們從混亂的社區或中心化組織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采用去中心化和自治的組織過程（例如，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審查阻力的治理過程，使代幣持有者能夠提出建議、投票和轉移資金交易，而不信任任何單個個人來促進或執行)。此外，DAO通常被視為不斷發展的實體，具有可以使DAO的策略不斷發展的元治理過程。因此，對DAO的任何有意義的描述也需要將其框架為變化和轉換：DAO是一個進程。

從本質上講，我們需要在實體的具體性需求（DAO在某個時間點上是怎樣的）和過程（DAO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同時還需要在自身進化的機制和原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在這里，我們可以利用隱喻或透鏡的概念，作為組織研究中經過充分測試的概念工具（我們將在此過程中檢查對組織性概念的適用性）。

正如框架研究所所言，“隱喻為我們思考和談論一個話題提供了一個新的心理框架…并可能引發沒有結果的對話和重復的辯論”。

隱喻是“努力改變人們在處理信息時訪問和使用的解釋框架的有用成分”，包括DAO（Erard, 2012）。通過使用隱喻來“強化我們對抽象或文化創新現象的理解”，我們可以推進思想，避免反駁阻止進步變化的談話要點（Erard, 2012）。

歷史上的今天 | 新加坡《支付服務法案》通過 交易所需申請牌照合規運營:2019年1月20日，《支付服務法案》通過新加坡國會審議，已被正式立法，數字貨幣交易所需申請牌照合規運營。

2018年1月20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向紐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控告三家加密貨幣運營商涉嫌涉嫌比特幣、萊特幣欺詐客戶，并擅自挪用資金池。[2020/1/20]

在他的開創性著作《組織的圖像》（最新版2006）中，加雷斯·摩根為組織地圖提供了8個不同的隱喻。

“摩根在他的書中提出的八個隱喻，每一個都包含了一組或一組組織理論，如下所述：

機器隱喻包含了諸如泰勒的科學管理、韋伯的官僚主義和強調封閉系統、效率和組織機械特征的組織觀點等理論。

有機體的隱喻將組織描述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著重于人際關系和權變理論。

大腦隱喻聚焦于組織的認知特征，并包括學習理論和控制論。

文化隱喻強調組織的象征和非正式方面，以及行動者之間的共享意義的創造。

系統隱喻包括利益相關者理論、利益多樣性、組織中的沖突與權力。

“精神監獄”的隱喻來自精神分析理論，用以檢查心理、潛意識以及組織誘捕其成員的方式。

流動和轉型隱喻強調過程、自我參照和不可預測性，通過包含組織中的自創生、混沌和復雜性的理論。

支配的工具隱喻借鑒了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突出了組織內部和組織內部對權力的剝削、控制和不平等分配。(?rtenblad等，2016)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選擇正確的隱喻（例如，我們是將DAO稱為生物體還是機器、社區還是…？）

一個有效的隱喻會通過一個更具體、更詳細、更容易理解的來源來描述或表示一個抽象的目標。例如，將一個組織概念化為一個機器（Tsoukas, 1991: 566），創造出各種移動和相互連接的旋鈕和螺栓的形象。為了機器（以及組織）的運行，一切都需要順利地一起工作。

鑒于DAO作為一個實體（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和作為一個進程（該實體在不斷演變）的悖論，我們需要在一個流動的、不斷變化的組織性質（將我們引向流動和轉變的隱喻）與一個更“有形”的作為一個機械的、幾乎固定的實體組織（將我們引向機器的隱喻）之間尋求平衡。

鑒于我們將DAO概念化為組織集體（而不是傳統組織），我們需要檢查所選隱喻與開放和松散定義的邊界以及組織集體的三個關鍵特征之間的兼容性。

盡管摩根的隱喻為探索組織提供了豐富的脈絡，但“摩根的許多隱喻指的是實體（如機器、有機體、大腦），而其中有一個隱喻指的是進程（流動和轉變）”。（Jermier和Forbes（2016）和Schoeneborn等人（2016）引用?rtenblad等人（2016））。

Schoeneborn等人（2016）探討了如何彌合組織作為進程（變化的、抽象的）和實體（固定的、具體的）這一悖論。他們的研究讓他們強調了將組織概念化作為解決悖論的溝通價值。

“當我想象我腦海中有一個組織時……是一個聯鎖網絡的交流過程”（泰勒,2003:12）

交流作為創造(共享)意義的主要機制，并實現所有三個基本的組織性標準：參考集體的存在(即提出身份聲明)，作為集體做出決定，并將這些決定歸為集體，以及通常描述集體是什么或做什么。

交流也是實現組織其他屬性的關鍵機制，例如定義系統級目標并協調實現這些目標。

具體來說，通過交流將DAO概念化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特性:

交流事件和過程是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它們可以被描述和設計（例如通過直接行動、促進或推動）。因此，這個隱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層面來繪制DAO的旅程，并為未來的DAO設計選擇提供信息。

同樣，交流隱喻使我們能夠描述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同時也承認組織在每個時刻都被參與上述對話的代理重新創建。如果交流停止，組織就會停止發展，不再作為一個實體存在，因為正是通過交流，組織才得以創建和轉變。

重要的是，我們對交流的定義很寬泛，包括：

通過技術介導的過程進行交流：在交流過程中使用代碼和算法作為中介（包括對一篇文章做出無言的反應，登錄到一個工具中等），并使用令牌、頭像等來傳達價值、所有權、地位等概念。

通過系統進行交流：交流過程(如已定義的工作流、過程、規則和系統)和交流事件（可能已經形成的事件和集合）。

代理之間的交流：包括自主和非自主實體（例如，人類，其他組織，以及算法或工具）。

以及匿名或假名通信（通過技術實現）。

因此，使用DAO作為交流，我們可以觀察集體中的交流模式，例如交流事件、交流過程，并生成實體“原樣”（當前的交流事件和過程）及其變化方式（所述交流的含義）的圖像。

現在讓我們利用這些基礎來探索精神如何在DAO中發揮作用。

Monge和Contractor（2003）提出了復雜性理論來解釋通信網絡的演化。

Monge和contractors（2003）將復雜系統定義為一個由代理組成的網絡，每個代理都有一組屬性，它們遵循交互規則，從而產生涌現結構（第241頁）。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DAO作為通信網絡，服從復雜系統的原則，包括突現結構。因此，利用Donella Meadows的開創性工作來展示精神在逐漸展開的DAO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動態 | BOS燃燒未激活空投提案持續20天通過 代碼開放社區驗證:《BOS未激活空投代幣燃燒提案》已經連續20天滿足支持率大于40%的閾值，快照高度為54171828，將于新加坡時間12月4號21:00 UTC-8開始燃燒。 相關代碼、數據都已由社區開發者上傳至Github，對社區進行開放驗證。（IMEOS)[2019/12/4]

在一個系統中進行干預的位置（按照效力遞增的順序）：

常量、參數、數字（補貼、稅收、標準）

調節負面反饋循環

推動正反饋循環

物料流和物料相交的節點

信息流

系統的規則（激勵、懲罰、約束）

權力在系統規則上的分配

系統的目標

體系——它的目標、權力結構、規則、文化——產生的思維模式或范式

Donella 草地（1999）

精神代表了干預一個系統的第一個要點。因此，精神直接塑造了我們在DAO中看到的涌現模式和結構。而且，正如我們接下來將看到的，DAO的精神直接決定了目標設定、權力分配、信息流等方面的設計選擇。簡單地說，精神塑造了DAO。

雖然DAO的概念是在2010年代形成起相關的價值觀和理想，但正如我們在DAO的前史部分所看到的那樣，DAO的精神有更深刻的根源。到2022年，隨著采用率的增加和工具的成熟，DAO概念化的范圍顯著增加，一些早期的敘事已經發生了分歧。為了掌握當前的情況，我們創建了一個提案。以“什么使DAO成為DAO”為例，通過我們的網絡和多個DAO交流平臺將其分發。

到2022年6月，150多名自愿參與者對聲明進行了評級（同意/不同意/通過），并被允許添加自己的聲明。撰寫本文時的結果指標是：

參與者團體：155個

投票人數：1,829票

去中心化的權力：沒有單一的權力來源。

自主：自我主宰，不受外部強制力的約束。

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愿景或一套正在為之努力實現的價值觀。

一個由去中心化投票機制控制的共享金庫。

在參與者中，96人組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其余的參與者則無法被歸入一個意見一致的小組。

A組（44名參與者）強烈反對DAO是眾籌的，而B組（52名參與者）則不認為這是DAO的重要特質。B組的人認為，除了上面列出的4個陳述，dao的特質還包括

開放的（而不是隱藏的議程）

橫向組織，工作小組輪流領導，工作人員在整體戰略中擁有決策權

我們首先介紹了DAO的各種定義以及對它的理解，回溯了DAO概念的起源，將DAO作為協調機制中的核心思想。在這方面，它們與組織類似。當組織協調人與人之間的活動時，許多DAO通過組織和環境之間缺乏堅實的邊界和特定的精神氣質（成員的集體思維和范式）來區分自己。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DAO不是組織（在傳統意義上），但它們是集體的，并展示了它們通過交流事件和過程制定來達到某種程度的組織性。

除了組織性之外，我們還將DAO定義為兩個靜態實體，同時進化并努力維護某些價值觀（一種精神）。將DAO概念化為交流溝通網絡，使我們能夠解決當前實體及其不斷演變之間的矛盾（是什么和還會是什么之間）。最后，我們發現，要塑造DAO的精神需要強調去中心化的權力、自治、擁有共同的目標、愿景并正在（被）努力實現的價值觀，以及由去中心化機制控制的共享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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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 | EOS的CPU調整提案已獲BP投票通過 主網CPU降至25%:據MEET.ONE報道，CPU再次調整的提案已獲BP，投票通過，主網CPU降至25%。[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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