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要關注的四個思想方法_區塊鏈

朱嘉明：著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

4?28?，莫??研究院與京東數科研究院共同舉辦2020春季莫??論壇，會議主題為:“疫情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莫??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朱嘉明作為點評嘉賓，發表了題為“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關注的四個?法”的講話：

探討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探討宏觀經濟形勢和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內涵和量化細節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思考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關思想方法。我主要提出四個思想方法問題：

1. 如何實現多目標的優化？在當前形勢下，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甚至一體化，涉及到：（1）各自政策目標的選擇；（2）兩大政策目標的排列；（3）尋找基于兩大政策多項目標的優化組合，也就是實現“帕累托”狀態。見下圖，橫軸是貨幣政策，豎軸是財政政策，區間存在優化目標：

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能夠挑戰數據 讓數據接受規則的只有區塊鏈:金色財經現場報道，9月8日區塊鏈+創新服務與產業應用大會暨中國國際商會區塊鏈創新服務產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順利召開，會議上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發表了以“進入新階段的全球科技革命”為主題的演講，朱嘉明指出，未來五年，科技革命開始呈現疊加狀態，我們的未來不再是經歷進化，而是經歷爆炸，數字化、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正在加速到來。量子計算代表算力革命，人工智能代表智能革命，物聯網代表生活方式革命，科技革命正在逼近“奇點”，數據是人類科技即將面對的重大挑戰，能夠挑戰數據，讓數據接受規則的只有區塊鏈。[2020/9/8]

聲音 | 朱嘉明：這是第一次讓數千年的法律與數十年的數字經濟相遇:2019年10月20日，由數字資產研究院主辦，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中倫律師事務所、數據法盟聯合主辦的“數字經濟、區塊鏈與法座談會”在上海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舉辦。眾多法律界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數字經濟、區塊鏈與法律相關重要問題。

朱嘉明指出此次會議的意義：就是讓有數千年歷史的法律與僅有數十年歷史的數字經濟、十年而已的數字貨幣，在幾乎不那么過早，也不過遲的時候在上海相遇，開始它們彼此首次全面的溝通與認知。[2019/10/20]

f (X)=[f1(x),f2(X),…，fK(X)]

更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滿足包括這兩大政策的優化目標，需要確定具有核心和關鍵意義的目標。這樣，就需要正視所謂的政策傾向問題：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究竟是更傾向和依重財政政策，還是更傾向和依重貨幣政策？在我看來，貨幣政策更為重要，因為M2的供給數量的目標，利率水平的目標，對其他目標都具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現場 | 經濟學家朱嘉明：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8月10日，《Libra：一種金融創新實驗》讀書論壇暨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辦。經濟學家朱嘉明現場指出，因為過去10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發展，因為Libra白皮書的出現，讓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時代，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理論方面，貨幣數量理論，凱恩斯理論，兩者的結合以及新貨幣經濟學，加之數字貨幣引發的數字貨幣理論將同時并存。在現實貨幣金融活動和經濟生活中，主權貨幣和非主權貨幣并存的“雙軌制”，物理貨幣和虛擬貨幣并存的“新復本位制”，將同時并存。[2019/8/10]

2. 如何平衡多方博弈？“博弈”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任何政策的形成和落地，都受到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影響。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在于：在任何一個國家，參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博弈群體都不是單一的，至少包括政府、企業、個人。下圖，假設存在X、Y、Z三個方面，可以發生不同的博弈組合。 

現場 | 朱嘉明：探索建立基于“區塊鏈”應用數學的可能性和路徑:金色財經12月17日現場報道，今日，由數字資產研究院主辦，石榴財經承辦的2018國際區塊鏈數學科學會議在京舉行。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作開場致辭，他指出，我們正處于一個科學主導的時代，是科學集群和技術混合成長的時代。中國需要21世紀的“梅西會議”。他還表示，區塊鏈的根本功能是服務質量和非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是物質、物理世界和非物質、非物理實際的“橋梁”。另外，他指出數學孕育了區塊鏈，而此次大會舉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探索建立基于“區塊鏈”應用數學的可能性和路徑。[2018/12/17]

更為重要的是，受制于已經形成的全球化格局，還存在不同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博弈，以及諸如IMF等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參與的博弈。因此，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不得不考慮對其全球經濟秩序的影響，很難存在完全孤立于國際社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例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不得不評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寬松政策和0利率，甚至負利率的影響程度和方式。

3. 如何看待政策滯后？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范圍的經濟和情況瞬間萬變，“黑天鵝”和“灰犀牛現象”，更有“蝴蝶效應”的常態化。此次的新冠疫情具有相當的突發性。所以，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不僅導致制訂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極短，而且導致政府和企業的戰略和政策調整頻率加快。以下三種可能性值得重視：（1）因為制定政策需要時間，當政策制定出來，還沒有頒布和實施，“窗口期”已過；（2）“窗口期”沒有過，卻因為政策實施滯后，與“窗口期”時間錯位，嚴重影響政策效益；（3）政策實施是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即使在“窗口期”內，卻因為政策效益的顯現過慢，人們因此失去耐心，甚至發生過早廢棄既定的政策的情況。

下圖表現的是：貨幣貶值對“經常性賬戶”的影響的滯后性，以及全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總之，制定財政和貨幣政策，都要針對外部環境迅速變化，“窗口期”轉瞬即逝，政策實施過程的時間滯后等情況留有充分空間。

4. 如何處理政策的扭曲性？實行具有混合特征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歷史趨勢。但是需要注意到：無論政策選項多么接近優化目標，政策實施的結果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走樣和扭曲。

 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包括：（1）信息不對稱，參與主體“共識”基礎發生變化；（2）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沖突；（3）未預期的外部元素“侵入”。還有，所謂的“逆周期”，“彎道超車”等策略性選擇，也都會使得原本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發生變異情況。

以上是我希望我們在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融合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四個方法。

謝謝大家！

注：文中所配圖表非原創，源自公共網絡，僅為配合文中思想與文字，為讀者提供直觀效應。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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