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黃國平：應運而生的數字人民幣_數字人

導語

數字人民幣不僅有助于改善中國現有金融支付體系的數字化水平，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也將深刻影響我國貨幣政策、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普惠性發展。當下，數字人民幣發行和落地工作正加速推進。數字人民幣（DC/EP）項目在設計理念和方案選擇上與美國、歐洲等所謂純CBDC標準和原則并不一致，其實質上是合成CBDC（syntheti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sCBDC）。立足中國國情和金融發展現狀，兼容現有技術和管理體制，數字人民幣系統在技術和運營設計上采用的是動態競爭和多方案的雙層架構體系，中國人民銀行處于第一層，第二層參與者目前主要包括商業銀行、電信營運商（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等）、互聯網電商與支付平臺（如螞蟻金服、騰訊微信支付、京東、蘇寧等）等BigTech型平臺公司，實現相互協調，合作共贏。 

處于數字人民幣第二層的參與者具有強大的金融科技水平， 同時也具有很強的動力抓住數字人民幣發展機會促進自身發展。這也是數字人民幣在技術和運營上采用雙層結構體系，動態演進的關鍵所在：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商業銀行和互聯網平臺等人才、技術和市場優勢整合資源，促進創新，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實現共同開發和共同運行，提高數字人民幣信任度；其次， 有助于分散和化解技術、資金和市場等各類風險，避免風險集中；再次，雙層架構有助于避免金融脫媒可能對商業銀行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現行金融和貨幣體系穩定運行，從而實現金融與科技的融合與協調發展。 

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優勢 

數字人民幣應運而生，其發展動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給方面因素，順應金融監管改革的腳步，有力對沖私人貨幣無序發展；也是在當前波譎云詭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促進和保障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跨境支付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 

社科院劉東民：中國有可能會逐步開放對加密貨幣的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東民表示：“在中短期內中國還是會更重視發展法定數字貨幣，即央行推出的法定數字貨幣（DCEP），在中長期或將逐步放開對私人數字貨幣的管理。不過這至少是向著繼續推動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確認數字資產的合法性方向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有可能會逐步開放對于加密貨幣的使用。畢竟若是不放開，確實會與《民法典》中的規定不完全相符”。（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0/6/4]

在需求方面，數字人民幣（數字支付）誕生既是以電商平臺為代表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結果，也體現著數字經濟在貨幣領域尋求突破的客觀訴求。 

在供給方面，數字人民幣是金融科技推動金融體系數字化轉型和現金領域貨幣核算精準化的重要戰略一環，也是貨幣形態從實物形態向數字形態轉化的必然趨勢，將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于數字人民幣（DC/EP）項目動態競爭和多方案解決的雙層技術運營架構之中。 

在金融監管方面，數字人民幣零售端試點全面推廣后將成為承載交易數據和信息的核心金融基礎設施，也將為監管部門提供消費金融、反洗錢監管等基礎數據。同時，數字人民幣發行有助于釋緩私人數字貨幣市場無序發展的風險，提高金融系統穩定性。由于數字人民幣在設計上具有可控匿名性，各類非法金融行為都可以及時得到禁止或通過溯源方式找到金融違法源頭，保障金融和經濟體系穩定發展。數字人民幣部分取代私人數字貨幣流通與交易，既緩解了數字經濟環境下金融監管壓力，又可以防范金融過度創新風險，防止過度投機行為。 

在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跨境支付方面，數字人民幣既可以成為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也可以為有關國家規避美國、歐洲等利用自身控制的國際支付和清算體系對國際經濟和金融活動實施無理監控和長臂管轄提供可能。隨著數字貨幣（包括法定數字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的出現，以數字貨幣為核心的新型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或將削弱美元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實力和主導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動力和機會。 

社科院黃國平：數字貨幣早期發展具有野蠻性和投機性 需深化監管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投融資研究中心主任黃國平在雜志刊文《數字貨幣風險管理與監管》。文章表示，比特幣等數字加密貨幣顛覆了人們對貨幣職能和本質認知。相對于傳統貨幣體系，數字加密貨幣提高了支付效率，強化了隱私安全，優化了資源配置。同時，數字貨幣在早期發展階段，有不可避免地具有野蠻性和投機性，其所蘊含的各類不可預知風險對現行貨幣金融體系的沖擊和影響也可能是災難性的，需要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加強監管協調，深化監管合作。（新浪財經）[2020/5/22]

總之，數字人民幣順應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經濟、金融結構升級和數字化轉型的客觀需要，這是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最堅實的基礎和保障。在目前試點階段可以看到，數字人民幣發展在制度保障、場景落地和發展路徑上具有顯著優勢。 

制度保障優勢。與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代表全球私人資本利益根本不同，中國社會的基本制度決定了中國的貨幣與金融系統代表的是公眾和社會利益，這是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中國人民銀行早在2014年就著手研發數字人民幣，同時在數字人民幣設計方案上果斷決定，首先選擇對社會和公眾具有更大潛在收益的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這有利于提高貨幣金融領域服務效率，擴大金融服務范圍，更好地促進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同時，央行以此加強自身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更好地實現金融穩定。數字人民幣在堅持公共部門主導，維護國家貨幣主權的基礎上，以人民幣數字化為契機和抓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數字化轉型與升級建設，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實現合作共贏格局。 

慣性與場景優勢。2020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陸續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和冬奧會場景啟動數字人民幣試點和測試工作。2020年8月，中國商務部發布《關于印發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截至2020年8月底，數字人民幣在全國范圍內共落地試點場景6700多個，覆蓋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領域。數字人民幣加速推進，鞏固了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慣性和場景優勢。多年來，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發展培養了中國居民的非現金支付習慣，居民已經習慣于這種不帶現金的便利化支付手段。2019年，我國移動支付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已超過60%。2020年，我國移動支付的人數占總人口的近60%。目前，中國央行正在進一步拓展諸如跨境、跨機構支付和清/結算等應用場景，充分發揮大型科技公司諸多場景優勢。 

聲音 | 社科院閆冰倩：區塊鏈將可對商業組織方式和國家治理方式產生深遠影響:金色財經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管理學博士閆冰倩刊文《區塊鏈技術與治理方式變革》。文章表示，區塊鏈將對商業組織方式和國家治理方式可以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也為治理現代化帶來了機遇。借助區塊鏈力量，政府治理將變得更加透明、高效和現代化，公共事務的處理更是如此。區塊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體現在治理技術的現代化，而且體現在由此帶來的治理關系的根本性轉變。此外，區塊鏈技術目前仍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尚未形成統一的技術標準，諸多技術需要攻關。第一，區塊鏈在性能上尚不能支持大規模的商業應用。第二，在安全性方面，智能合約的設計以及比特幣等一些數字貨幣的交易平臺易被黑客攻擊。第三，公有鏈的共識算法和基于數字貨幣的激勵機制仍有改進空間。第四，相應的監管措施還需要跟上，尤其在數字貨幣交易以及通過首次電子貨幣公開發行（ICO）進行融資方面，規避洗錢等不法行為，加強區塊鏈節點的可追蹤性。[2019/12/24]

技術容錯優勢。在數字人民幣系統雙層架構中，數字人民幣開發的第二層參與者數量和類型眾多，既包括商業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也包括信息與電信服務提供商，還包括非現金支付服務先行者的各類電商平臺。數字人民幣采取動態、競爭性、多方案的雙層技術與經營體系，正是利用了中國作為大國所具有的競爭與容錯優勢，以避免技術選擇錯誤導致失敗從而對金融和貨幣系統造成重大沖擊。中國人口多，市場大，數字人民幣在雙層架構下可容納多種技術方案，采取多方案并行開發和試點，實施競爭性、動態化的優勝劣汰演進機制，既可以保證金融系統和金融生態環境的穩定發展，也可以促進技術在競爭性演化過程中不斷創新和完善，從而避免壟斷阻礙金融創新和新技術發展。 

聲音 |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央行數字貨幣可結合區塊鏈等提高基礎貨幣的投放效率和管理效率:12月18日，證券時報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的文章《加快推進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設》。文章表示，建設科學穩健的現代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體系是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核心內容。建設科學穩健的現代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體系需將前沿的科學技術及時融入貨幣政策，提高貨幣政策的精度和效率。例如，主動開拓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和投放機制，不僅提高了法定信用貨幣的防偽技術、實現貨幣流通的全程監測、有效監控非法洗錢活動，而且可以結合區塊鏈技術和大數據技術提高現金等基礎貨幣的投放效率和管理效率，還可以有效追溯和繪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貨幣供給量合理區間的計算精度、利率工具與經濟體系之間數量關系的計算精度等。[2019/12/18]

數字人民幣發展依然面臨挑戰 

數字人民幣規劃早、進展快，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先發優勢。隨著數字人民幣進入公眾視野和社會生活，勢必會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擴大金融普惠性。同時，也有助于人民幣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幣易獲取性，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然，隨著數字人民幣影響力和穿透力不斷擴大，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遇到國內外各種挑戰和制約。 

從國內看，數字人民幣發展仍面臨市場、體制和技術約束 

數字人民幣發展可能會沖擊現行金融結構和利益格局。雖然數字人民幣力圖在設計方面兼容現有金融體系，避免造成重大格局和利益調整，但在短期內對商業銀行和支付機構的沖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數字人民幣可能導致“存款搬家”，一定程度減損商業銀行利益；數字人民幣作為新興的支付工具可能會短期侵害現有第三方支付機構利益。因此，數字人民幣順利發行需要與當前的利益攸關方做好溝通與協調。 

聲音 | 中國社科院尹振濤：要解決虛擬貨幣的監管問題首先要明確其屬性:金色財經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虛擬貨幣是一個新的東西，管理起來難度還是比較大的。要從根本上或者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虛擬貨幣的屬性。其次，目前的部門規章或風險提示都是在警示可能涉及的風險問題，但對于虛擬貨幣到底是一種虛擬資產，還是一種貨幣，其實還不是特別清晰。尹振濤認為，只有這個基礎明確了之后，對于涉及虛擬貨幣的發行、交易等問題才會有更清晰的認識，就能明確到底哪些行為是違法違規的。除了法律法規要明確以外，還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傳播區塊鏈知識和虛擬貨幣知識，普及教育也是很重要的。[2019/11/27]

數字人民幣發展可能會加劇貨幣政策執行的復雜性。例如，數字人民幣會提高貨幣政策敏感性和金融資產流動性，降低各類資產與貨幣之間轉換成本和銀行資金來源中活期存款的穩定性，短期內可能會導致銀行資金來源中定期存款、批發資金的占比提升，惡化銀行資產負債表，提升負債成本。為此，我們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科學謹慎決策，在測試和試點過程中獲取可靠的數據和信息，并基于此進行壓力測試和仿真評估，在政策措施上制訂預案，應對不測。 

數字人民幣發展可能會擴大金融監管邊界，提高監管難度。例如，數字人民幣有助于提高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作為私人數字貨幣的錨定貨幣的機會和實力，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但客觀上也可能因引進國際金融市場和體系風險，而增加國內金融監管難度和復雜性。再如，數字人民幣在技術上可能更方便地突破當前外匯管理方面的限制和政策，實現人民幣與各類貨幣（包括法定和私人數字貨幣）之間自由兌換；但也可能扭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加匯率風險和外匯管理難度。監管機構在堅持審慎原則的前提下，可推行適度靈活的數字貨幣監管政策，通過監管科技、監管沙盒等創新手段構建中國特色數字貨幣監管體系。 

數字人民幣發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技術風險。數字貨幣還處于早期發展階段，許多技術在理論和實踐上還不成熟，尚未得到大規模應用證實，這也是數字人民幣正式發行和落地過程中必須認真對待、充分考慮的因素。 

從國際看，數字人民幣須全方位參與爭奪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話語權的激烈競爭 

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中，人民幣一直被邊緣化，地位并沒有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上升而增強。例如，2013年，美聯儲與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歐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之間設置長期且無額度限制的“C6貨幣互換協議”，并基于此設計了諸如“清邁協議”“歐洲貨幣聯盟”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信貸額度”以及其他雙邊和區域性貨幣互換安排，以穩定全球貨幣與金融市場的流動性。2020年3月，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衰退，美聯儲進一步將總額4500億美元的臨時貨幣互換額度拓展為包括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麥、挪威和新西蘭等九國央行（或貨幣當局）。 

盡管中國是規模最大的美元儲備國和美債債權人，但中美間既沒有常設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沒有臨時性的貨幣互換安排。貨幣互換本質上是雙方國家向對方讓渡鑄幣權，中美兩國沒有貨幣互換協議安排，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人民幣與美元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競爭大于合作。盡管數字人民幣在實踐上走在世界前列，我國政府和央行也積極參與相關工作，貢獻中國經驗。然而，中國既沒有參與FSB（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導的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制定工作，也缺席在BIS/CPMI（國際清算銀行/支付和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框架下多國央行組成的CBDC工作小組。因此，中國除了在國際貨幣金融層次結構上爭取自身機會外，更應主動積極開辟新的空間，與更廣泛的伙伴共同推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向公平、公正、合理、可信方向邁進。 

近年來，數字美元在私人、民間和官方三個層面上都呈現加速推出態勢。在私人層面，2020年4月，Libra白皮書（2.0版）正式計劃推出基于單一法幣的穩定幣。2020年12月，Libra幣更名為Diem幣，并表示即將推出基于美元的穩定幣Diem Dollar，私人形式的數字美元呼之欲出。在民間層面，2020年5月，數字美元基金會發布了《數字美元項目》白皮書，對數字美元的發行、架構、技術、場景和試點等進行設計和說明，勾勒出數字美元基本框架體系。在官方層面，2020年3月，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向國會提交的《保護消費者、租房者、房主和無家可歸者法案》及美國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提出的《全民銀行法案》都對數字美元及其錢包、成員銀行、合格主體以及美聯儲權利義務進行了具體定義與規定，推動數字美元發展已成為美國國會重要議程和金融立法重要內容。 

美元作為當今國際金融和貿易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貨幣，其數字化發展必然對數字人民幣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和挑戰。數字美元的推出可能會進一步增強美元主導地位，客觀上擠壓了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空間。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有助于增強和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流通機制，推動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廣泛應用和實施，提升國家金融安全水平。數字美元可能會對沖和削弱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和清算中的功能和作用，對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建設和我國金融安全帶來新的挑戰。 

當然，央行數字貨幣畢竟是新生事物，中美等各國之間如果加強溝通合作交流，推動數字貨幣發展進程，促進各國金融基礎設施改善和監管效率提升，則央行（法定）貨幣數字化發展將推動各國金融和經濟發展，形成協同共生、合作共贏局面。 

政策啟示與建議 

當前，數字人民幣即將發行落地，但是內部仍面臨立法與監管滯后、公眾認知不足等諸多挑戰；外部也面臨包括各國央行數字貨幣在內的各類數字化貨幣（數字金融資產）競爭。我們需要做好各種預案，妥善應對。 

制定和完善數字貨幣領域的法律框架和制度體系。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等貨幣金融領域的基礎法，明確數字人民幣與紙幣和硬幣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探索數字化環境下監管新模式。構建多部門多層級協同的立體化數字貨幣監管體系，明確分工，責權相稱，避免監管重疊和監管缺位。 

加強數字貨幣（金融）技術和規則構建的國際協同與合作。中國應主動與全球各國（地區）保持溝通和聯系，掌握前沿科技，分享創新成果，推廣數字錢包、身份認證、加密傳輸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經驗，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數字貨幣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時，加強跨境監管合作，建立和完善各國監管和執法機構之間國際協調和合作機制，重點對數字貨幣領域的反洗錢、反欺詐和恐怖融資展開有效的聯合與協同監管。 

加強技術研發和系統建設，防范數字貨幣運行風險。培育和構建數字人民幣運營和發展生態環境，實現合作共贏發展格局；構建和完善基于數字人民幣的新型數字化跨境支付體系，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水平。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博士

來源：銀行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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